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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变得越来越粗俗，越来越漫无边际。”
（11）虽然摩根银行持有一些公司的股份，但合伙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达成协议，决定不介入外部企业。
逐渐地，可能在人们察觉不到的情况下，银行家从某一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演变成为一种职业性的、不参与公司具体业务的金融中间人。
路易斯·布兰代斯非常赞赏这种变革，而后来的新政改革者们又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在皮尔庞特时代，势单力薄的公司需要依靠强大的银行作后盾。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像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或是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公司，都已像摩根银行一样稳如泰山。
另外的摩根合伙人是谁呢？他们大致属于这一派人：白种人，男性，共和党人，圣公会教会成员，亲英派，毕业于美国东部8个名牌大学之一，具有欧洲血统。
哈佛大学是杰克·摩根和他的儿子们的母校，也是他们最喜欢的学校。
摩根银行对宗教的选择尤其挑剔。
那时种族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黑人根本沾不上银行的边。
犹太人绝对禁止雇用，但他们可以到华尔街的其他公司找到机会。
犹太人开办的银行也不断获得业务，例如那些被贵族银行视为低下的二级市场零售业务。
R.H.梅西公司和金贝尔兄弟公司都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
一些犹太银行家过着仅次于摩根人的豪华生活。
库恩-洛布公司的奥托·卡恩在长岛的北滩修建了一座诺曼式的城堡，共有170套房间、11个映影水池、一个养有狮子的动物园、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并有常驻专业高尔夫球员陪练。
此外，还有一个可容纳200人的乔治王朝式的餐厅，雇用了125名佣人。
后来这座庄园曾作为电影《公民凯恩》的场景。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还没有犹太人能够进入摩根。
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天主教信徒处境两难，往往比犹太人更难进入高额融资。
在受到新教徒冷落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转向场外的股票投机，在爵士乐时代的股票投机家们绝大部分是爱尔兰人。
乔·肯尼迪[24]在华尔道夫酒馆的房间里，借助股票行情自动接收器和电话在市场上发了大财，但仍然很难进入摩根银行。
一天，他决定同摩根打通关系，于是走进华尔街23号，请求面见杰克·摩根，但是对方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摩根先生很忙，没有时间见他。
面对着摩根的大门，乔·肯尼迪先生蒙受了作为天主教徒和股票市场操作者的双重耻辱。
摩根银行内部最著名的天主教徒当数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但连他也曾一度转向妻子所在的、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圣公会教会，并成为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的成员。
1921年，斯退丁纽斯对他的精神账户进行了结算，又重新皈依天主教。
他向圣詹姆斯教堂呈交了一封深感内疚的辞职信，信中说：“我开始强烈地感到，作为贵会的成员，不仅要定期出席仪式，而且还应是圣公会信仰的传播者和坚持不懈的支持者。
然而，不幸的是，我发现自己的信仰离圣公会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12）
斯退丁纽斯还不由自主地保持着最高记录，我们可以从他那里看到20世纪20年代一位摩根合伙人的活动得到何种程度的详细记载。
斯退丁纽斯经常在公园大街的住宅里隆重地款待客人。
在为他女儿蓓蒂初入社交举行的舞会上，斯退丁纽斯夫妇邀请300名客人参加，包括来自东京皇家剧院的音乐家、舞蹈家和蓓蒂后来嫁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建人胡安·特里普。
在斯退丁纽斯家地下室里储存的酒足以浮起一艘战舰，其中有336瓶杜松子酒、196瓶索泰尔讷地区产的白葡萄酒、79瓶雪利酒、60瓶香槟、114瓶苦艾酒、40瓶海格苏格兰威士忌酒、88瓶红葡萄酒、30瓶葡萄牙浓葡萄酒、53瓶淡味白酒、26瓶黄玉酒等等，共有上千瓶好酒。
（13）他从百老汇街的一位烟草商那里一次就订购了6000支哈瓦那雪茄，慢慢享用。
他拥有6部汽车和许多房子，一年的基本生活开销就要花掉25万美元，这大概说明了为什么他对工作如此一丝不苟。
1922年，斯退丁纽斯在拉廷敦购置了34公顷的房地产，从那里可以俯视长岛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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