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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丢勒，素描《作为受难者的自画像》，1521
之前自画像中高贵尊严的神性光晕已灰飞烟灭，代之以一张丑面瘦脸、一具病体衰躯，尽管如此，丢勒仍赋予他的病痛之苦以基督受难的光辉，他的创作旨意或许也可理解为：病痛并没有使他远离信仰，而是更能深切体会基督的受难。
另一幅草草绘制的《自画像》（Selbstbildnis，1522）上方写着两行字：“打了黄圈和他手指之处是他疼的地方。”
估计是丢勒在荷兰旅游途中因感染马来热病求诊，由于语言不通而画给医生看的。
我们接着看丢勒的六幅肖像画。
作品《盘发女子的肖像画》（BildniseinerFraumitaufgestecktemHaar，1496—1498）中的人物年方18，画面右上方那行字标明了，手持一截细枝，表示她即将出嫁。
她的表情矜持，几乎不带微笑，显得忧郁、苦涩、严肃，这被视作丢勒笔下的典型女性形象。
在油画《威尼斯女子的肖像画》（BildniseinerjungenVenezianerin，1505）中，画面的深色背景突出人物的鲜艳色泽、温暖色调：罩着金丝发网的头发以及衣着的暗红色、金黄色。
人物的头和脸还添加了些许白色光晕，显得更加生动；嘴唇不完全对称，鼻子有点翘起，额头很高。
这些描绘不旨在塑造理想美，而是凸显出人物的个体性。
衣服描绘（包括右侧的蝴蝶结）较粗略，说明这幅油画没有真正完成。
丢勒的著名素描《老母亲》（DiealteMutter，1514）创作于画中人63岁时，距她去世仅两个月。
人物面颊凹陷，颧骨突起，眼珠略鼓，鼻子尖长，额头上布满道道皱纹。
素描以精确笔法极具表现力地刻画出饱经生活磨难和病痛折磨的老妪形象，她的18个孩子仅存活3个。
按照丢勒的描述，她“经历过极度的贫穷、讪笑、鄙视、嘲讽、惊恐和许多艰辛”
。
这幅快速完成的素描不追求美，而是刻画生命的真实形态：人生的苦难和人在磨难中凸显出的坚毅、顽强和尊严。
贡布里希指出：“正是绝对的诚实使得丢勒的这幅素描画成为伟大的艺术品。
观者很快会发现，一幅画的美并不取决于表现对象是否美。”
[5]沃尔夫林将这幅作品称作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幅画使得人物的精神性摆脱形式，得以生动显现，与画作的这种能量相比，之前的所有人物画不过是外貌描绘、纯粹的形式静态图而已。”
图3-14丢勒，素描《老母亲》，1514
我们接着看丢勒的三幅男性肖像画。
《奥斯沃特·科雷尔的肖像画》（BildKrel，1499）是三联画的中图，人物脸部轮廓分明，表情坚定刚毅，目光锐利，双眉间两道深深的皱纹，白皙的胸口上挂着一个深色绳线坠饰，左手攥成拳头，紧握住披在肩头的毛皮披风，显得暴躁强势、凌厉威严。
画面左侧是疏淡细腻的树木风景，树梢间渲染出日出或日落氛围；画面右边竖直隔开的砖红色背景不仅突出人物头部和浅亮肌肤，还与他身穿的深色斗篷和华丽皮衣形成色彩反差。
油画《伍尔吉姆兹的肖像画》（Bilds，1516）描绘的是丢勒82岁高龄的老师，绿色背景突出人物的面容，他清癯的脸庞布满细小皱纹，人物颈部的皱纹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暗指艺术家艰辛的创作生涯，毛皮大衣影射出人物的尊贵。
虽然衰老的痕迹明显可见，人物专注坚定的神情却说明，这位艺术家老当益壮，他头戴的黑帽，这是画室里的工作帽，避免头发沾上颜料，暗示着他仍在不懈地从事创作。
油画《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肖像画》（BildnisKaiserMaximiliansI，1519）是首幅近代统治者的肖像画，四分之三的侧面像仿佛为画中人塑了一座纪念碑。
这位皇帝还兼任纽伦堡市市长；作为世俗权力的最高执掌者，他身着深蓝色衣衫和深红色绸缎华服，外罩昂贵的毛皮披肩，头戴黑色宽檐帽，头部上方中央的帽檐上别着一枚勋章，头发呈灰棕色，一些发丝从帽檐散落到额头；眼角、嘴角和脖颈都布满皱纹，鹰钩鼻，沉重的眼睑显得眼睛像是半闭半睁似的；他没有注视观者，而是看向画面左侧；左手握着石榴（帝国统治的象征），右手手指弯曲着。
画面上端的拉丁文记载着皇帝的称号和功德，左上方是帝国国徽（双头鹰图案）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红白条心形标记，下面挂着金羊毛。
丢勒努力在画中展现皇帝的尊严风采及其作为政治家的高贵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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