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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蔡元培曾指出，北大历史可分三期：开办至1912年为第一期，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学校重旧学，西学“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
；1912年至1917年为第二期，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慨”
学校重西学，虽然“也还是贩卖的状况”
，中学却“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
；1917年至今为第三期，学校不仅注重学术研究，“课程一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
，即是真正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
[28]
论者常谓，在当时陈腐的旧北大，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思想主张，明显是为陈独秀等新文化的力量张目。
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若仅仅停留于此，便未免低估了它的意义。
尽管蔡元培反复强调这是大学的通例和自己办学的理念，但实际上，它的意义超出了校园的范围，强调的乃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
黄侃说：“余与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变无能用余之人。”
[29]其言耐人寻味。
不仅如此，比较胡适与蔡元培对其时思想界分歧的不同态度，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胡适明确反对蔡元培的思想主张，他致信陈独秀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
[30]由此可知，他虽是自由主义者，对思想界的分歧，却缺乏包容的雅量，原来并不足奇。
欧战前后，欧人反省社会文化危机，现代社会思潮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动。
其主要取向有二：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社会主义；二是反省现代性，即表现为以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后者反映了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微和西人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固不待言，后一思潮缘梁启超诸人的宣传，尤其是杜威、罗素、杜里舒诸人先后来华讲学，不仅也传到中国，且在“五四”
前后形成了不小的热潮。
[31]胡适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对后者也深闭固拒。
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
他说，柏格森的所谓“直觉”
，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
了。
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
，列为“晚近”
的“两个支流”
之一。
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
[32]实际上，柏格森哲学在其时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罗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
。
[33]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
[34]有趣的是，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正在华讲学，专有一讲介绍当今世界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其中一位便是柏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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