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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张东荪书说，为讲学社事，专门入京，“忽费半月”
。
[7]徐新六曾告诉他，胡适诸人对于聘请罗素事，意有不释，当有所沟通。
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
[8]说明梁果然很快就主动去沟通了。
其用心，可见一斑。
讲学社“规约”
规定，“递年延聘世界专门学者来华”
，[9]已隐含了选聘标准：其一，当是国际知名学者，先到的杜威，无形中成了参照。
其二，既是“专门学者”
，自然不分文理。
在欧洲的张君劢，致书祝贺讲学社成立，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他说：“吾以为凡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访求其主持新说之巨子而罗致于东方，则一切陈言可以摧陷廓清，而学问之进步将远在各国上矣。
此则望于贵社诸公力图之也。”
[10]最终聘到的学者，侧重在哲学、教育与文学领域，但实际上，最初拟聘的名单中，除了哲学家柏格森、倭铿外，还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美术家傅来义与华里士、经济学家霍白生。
但因故皆未成行，尤其是与爱因斯坦失之交臂，成为一大遗憾。
名哲人选最终由董事会确定，其讲学的具体接待与安排，自然由各团体通力合作。
以翻译为例，杜威的翻译是胡适，罗素的翻译是赵元任与傅铜，杜里舒的翻译是张君劢，泰戈尔的翻译则是请了徐志摩担任。
总之，讲学社是由梁启超牵头发起，这不影响它成为其时中国学界、思想界公认的延请国际名哲讲学的代表性机构。
时在德国留学的“少年中国”
负责人王光祈著文说：要争取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在我们‘老大中国’中制造些‘科学空气’。
我希望讲学社的先生们特别注意！”
[11]固然是反映了这一点。
而冯友兰晚年回忆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讲学。”
[12]他将讲学社误记为尚志学会了，却是从另一个侧面，同样反映了这一点。
新文化运动是广义的概念，不能定于一尊，视为几个人的专利，而将他人创始同样有意义的事，都认做“令人沮丧”
的另类，而有所贬抑。
所谓梁启超主持讲学事宜，阻止了罗素与陈独秀、李大钊间的学术与思想交往，也属臆断。
事实上，梁启超曾主动提出请陈独秀参与协调南下迎罗素事，而后者也确实出席了上海七团体欢迎罗素的宴会。
[13]所谓“阻止”
云云，于其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陈、李与诸名哲直接交往不多，当有其他多种可能性，不应作过分解读。
由于其时中国思想界正处于激烈交锋的重要时期，不同政治派别与思想分野客观存在，人们对于名哲讲学，见智见仁，甚至各取所需；缘此，出现思想分歧与争论，乃至于猜疑，是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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