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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如是，而后新文化运动之取径，可略得而言矣。”
[19]以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以报刊等为中介，以白话文为工具，涵盖政治、社会、经济等等在内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追根溯源，较其实质，只在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
——“重行估定其价值”
。
胡适对新思潮意义的概括，在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过，胡适的概括也存在局限。
所谓“评判的态度”
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提法，并未明确其实际标准，在理解与把握上，难免存在随意性。
上述包世杰说教主与尼采都强调重新估定价值，但前者是要刷新基督教，而后者却是要打破基督教，是截然不同的，就反映了这一点。
此其一。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尼采的这句名言在欧洲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宣言书，而胡适引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目的却是要彰显其反传统的锋芒。
他在文中列举了诸如孔教、旧文学、贞节、旧戏、女子问题等等，以为都是必须加以重新估定价值的许多事例，唯独不涉及西方文化。
这就是说，对于西方文化，无须持“评判的态度”
，“重新估定一价值”
，因为它是标准。
对此，梁启超持异议。
1920年初，梁游欧归来，即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
其中，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讲思想解放，就必须要“彻底”
。
他说：“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但我也有几句忠告的话：‘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
’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
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
“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
梁启超“彻底”
的思想解放的“原则”
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古今中西，但其重点显然是要打破国人对西方的“盲从”
心态。
所以他强调：“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人驳得个水流花落。
就算它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
[20]胡适曾写过长文《易卜生主义》，“新思想”
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语，梁启超提出上述“彻底”
的思想解放的“原则”
，并专门点到了“易卜生”
与“所谓新思想”
，自然是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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