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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饮之酒，以爱国为名，所玩之物以爱国为纪念。
兵勇朝夕，必遥礼其国王。
寻常饔餮，必祈祷其国运”
。
惟其如此，其国人“爱国之性发于良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谋而合。
呜呼！
何其盛欤！”
[10]与此同时，梁启超尤其强调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对于培育国民的民族认同感、爱国心的极端重要性。
他认为，作为国民，对于本国历史文化要有最起码的了解，这样才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令‘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
，并与整个社会“形成共同意识”
。
[11]在这过程中，中小学的国史教育又是根本。
“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
[12]“倘若中小学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
[13]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上述见解实代表了近代许多志士仁人的共识。
例如，1904年《江苏》上刊有《民族精神论》一文，即指出：“民族之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
其历史哉！”
[14]章太炎则将爱国主义比作庄稼，以为其培育同样需要浇水施肥，这即是历史教育。
他说，“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
[15]包括梁启超在内，他们不约而同，都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欲培育国人的爱国心，于此事绝不容等闲视之。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三，要有“大国民之器度”
。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民族可危。
在此种情势下，倡言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固然顺乎天应乎人；但是，如何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正确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却是需要更高的智慧与理性。
梁启超从一开始便遇到了这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认识显然有一个过程。
1899年他在《答客难》中说：“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
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
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
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
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
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
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
[16]梁启超显然未能理直气壮地将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起来，他认国家主义是现实的需要，世界主义只是未来的理想，以为国难当头，强调世界主义只能是清谈误国。
这在实际上，是将二者对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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