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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换言之，实验主义也无非是明日黄花。
张东荪是哲学家，他从真理论上批评实验主义陷入了相对主义。
同时复指出，既以经验为唯一存在，而经验以直接的经验为唯一的来源，如此岂非将认识最终归于官觉印象，即一切非亲身经验不可；然而，“生物学的细胞、物理学的电子，亦非经过官觉的实证不可了？”
[8]足见其说之不完善。
时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唯物论的角度批评实验主义，见解愈形深刻。
他肯定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行动的哲学，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性，是其优点；但指出，它否定理论的真实性，在宇宙观上陷入了唯心论。
同时，它既以“有益”
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故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
也因是之故，作为资产阶级的哲学，它只能接受改良而不能接受革命：“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
[9]
缘此不难看出，在名哲讲学期间，中国的思想界业已分化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代表）、自由主义（胡适代表）、保守主义（梁启超代表）三足鼎立的格局。
1919年下半年的“问题与主义”
之争，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1923年的“科玄之争”
，则是发生在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
但是，是年底，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科玄之争”
论集作序，以第三者自居，借唯物史观评点论战双方，无形中不仅参与了论争，而且肯定了思想界此种格局的存在。
紧接着，邓中夏在同年《中国青年》第6期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不仅使用了“派”
的概念，而且同时还明确地概括出了现实思想界三派并存的格局：“唯物史观派”
（李大钊、陈独秀代表）、“科学方法派”
（胡适代表）、“东方文化派”
（梁启超、梁漱溟代表）。
胡适不太讲派，但他于1923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却详细摘录了黄日葵在北大25周年纪念刊中发表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文，对于北大，实际即是现实思想界分化的描述：“‘五四’的前年，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哲学文学方面，以《新潮》为代表；一是政治社会的方面，以《国民杂志》为代表。
前者渐趋向国故的整理，从事于根本的改造运动；后者渐趋向于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
前者隐然以胡适之为首领，后者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最近又有‘足以支配一时代的大分化在北大孕育出来了’。
一派是梁漱溟，一派是胡适之；前者是彻头彻尾的国粹的人生观，后者是欧化的人生观；前者是唯心论者，后者是唯物论者；前者是眷恋玄学的，后者是崇拜科学的。”
黄日葵所谓三大“首领”
各代表着不同的分化“倾向”
，实际说的就是三大“派”
。
更重要在于，胡适在引述之后评论：“这种旁观的观察——也可说是身历其境，身受其影响的人的观察——是很有趣的。
我在这两大分化里，可惜都只有从容漫步，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
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10]他显然是肯定了黄日葵的观察，表面谦逊，实则自得。
而当他在另一处这样说时：“今日高唱‘反对文化侵略’的少年，与那班高唱‘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老朽，其实是殊途而同归。
同归者，同向开倒车一条路上走”
，[11]心中三派的分野不仅更显鲜明，而且少了前面的谦逊，流露出了心中更多的愤懑。
张东荪则强调应当反对思想界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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