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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荫麟十分正确地指出，斯宾格勒的最大贡献即在于超越西人的传统思维，“而不以一族一国家为天之骄子，可常役使他国他族而自保其富贵尊荣”
。
[5]
斯宾格勒的思想有助于启发国人摆脱“西方文明中心”
论的自觉，但它并非是主要的。
依陈独秀的说法，解放之第一义，乃在于主观上的自觉与自动。
事实上，其时国人已独立地形成了自己文化多元的思想。
1916年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6]一文中，强调因地理、民族与历史等原因，东西方形成了各具“静”
与“动”
特色的文明，二者是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互有长短，却并无优劣之分。
故他主张战后东西文明应当调和，以共赴时艰。
不论是文有怎样的不足，在当时的语境下，它实际上是已否定了“西方文明中心”
论。
同样，坚瓠以为，战后西方文化既已破绽百出，“起而代之者”
，必为更加适合于新时代的“第四种文化”
，“而与旧日任何人种文化决非同物，则亦可以断言”
。
[7]其颠覆“西方文明中心”
论，也不言自明。
此外，梁启超、陈嘉异、柳诒徵诸人，此期极力反对“中国人种外来”
说，强调中国文化乃是中国民族的独立创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8]很显然，也构成了对“西方文明中心”
论的有力挑战。
不过，能将问题提高到理论层面作系统论述，从而形成广泛的影响，却又非梁漱溟及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莫属。
梁书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但它是在作者1920年于北京大学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其基本思想的提出还要早到1919年。
[9]在此期间，作者显然没有接触过斯宾格勒的思想。
作者曾明确指出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有感于西方文化的压迫，而谋为中国文化“打开一条活路”
。
足见其鲜明的“对西方求解放”
之“意欲”
（作者本人语）。
在书中，梁漱溟从使自己成名的世界文化“三种路向”
说出发，将“机械的人生观”
视为西方文化走“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
的“第一路向”
，如响斯应所必然带有的弊端，并将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的出现，认作是西方文化将折入中国文化的“第二路向”
的重要根据，固然是反映了反省现代性的视角；但其本身更为本质的意义，实在于大胆地否定了“西方文明中心”
论，创造性地揭出了世界文化多元的重要思想。
这一思想的哲学根据，是他的另一个更加基本和精辟的论断：文化“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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