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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谓“此书之出足为中国大增光彩。
一国而无创作之才，惟随人言为转移，国真不国矣。
然是则中国之有赖于先生，岂不大哉？”
[17]很显然，所谓敢于提出问题，不“随人言为转移”
，冯友兰所肯定的主要也是梁漱溟关于中西文化大胆而独到的见解。
欧战后，东西方不约而同，各自都出现了《西方的没落》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倡言文化多元论，而且轰动一时的名作，绝非偶然，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心”
论同时在东西方根本动摇的重要表征。
不仅如此，缘是，我们对于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当时受民族虚无主义影响，一些人强调所谓“东方文化”
根本不成名词；所谓“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也根本构不成问题。
[18]事实上，当时的冯友兰就强调，中西文化的比较是“一种真问题”
。
1922年初，他在《论“比较中西”
》一文中写道：“近二三年来，中西文化的主力军似乎渐渐的接触”
，所以，“中国人无不觉得这种战云之弥漫，于是‘中西比较’之问题，乃成一种真问题”
。
“中国人怎样……外国人怎样”
，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报刊杂志上更是各种各样论“中国文化”
、“中国民族性”
等的文字，都无非是“此种倾向之系统的表现而已”
。
[19]何以中西比较会成为热门议题，成为“真问题”
？原因即在于，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人们要求反省既往，重新审视中西文化。
诚如梁启超所言，“凡向来不成问题的事情，忽然成了问题，是国民思想活跃的表征”
。
[20]其时的东西文化论争，尤其是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强烈质疑，是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映；[21]无论此种质疑在实际上有怎样的误区，归根结底，正应当看作是国人对长期存在的“西方文明中心”
论“压迫”
（梁漱溟语）的一种自觉反抗。
只是梁漱溟进一步将之提升到了哲学层面上加以反省，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三种路向”
说；事实上，其时中西文化论争最引人关注的部分，也恰恰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展开的。
“西方文明中心”
论在中国的根本动摇，除了上述梁漱溟诸人的心力外，李大钊在连续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新纪元”
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作用也不容低估。
他依据唯物史观，从时代巨变预见到了20世纪人类新文明的兴起，从而在社会革命论更加深刻的意义上，颠覆了“西方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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