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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分清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同时指出其理由。”
[19]金先生固然用心良苦，但是，且不说“重建的范式”
既非原来的意义了，它是否还“神圣灵验”
？仅就近年人们多倡言要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权，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而言，这样做，是不是大违初衷，而且“太累”
了？
要言之，引进范式的概念，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作茧自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还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
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术继续与创新的统一，实较斤斤于范式的区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材不同于一般的著作，它必须尽量吸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时期学科发展的全貌；同时，还必须适合于教学的需要。
依库恩的理论，科学范式既是一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科学研究的路径与模式，科学教材反映并支持这个范式，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由于自然科学的定律、定理一旦确立，通天下皆一式，故其范式的内涵与外延易于把握并取得共识。
这也就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可以主要依赖教材，而无需更多阅读其他文献资料的原因所在。
历史学的研究，虽然一个时期也会形成某种主流趋势，但是，要说清楚它的所谓范式，谈何容易。
近年来，随着范式概念的引进，近代史教材的编写究竟必须遵循“革命史范式”
，还是必须遵循“现代化范式”
，或者是“以革命史范式为主，适当结合现代化范式的视角”
，似乎成了大问题。
实际上，这不是个真问题。
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如果说，近代史研究中真存在着“革命史范式”
与“现代化范式”
两种范式（有人说不止两种），那么，不用说众多研究者的归属，就说言者本人，恐怕也很难能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工作当归入哪种范式。
所以，说到底，人们在“范式”
名义下所争的真正有意义的只有一点：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获致的共识，包括对近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否还应当和如何加以继承，并体现在新编的近代史教材中。
范式概念的引入，使问题的讨论增添了理论的意味，但同时也使问题变得更加繁复和沉重了。
教材要反映学科研究的现状是一回事，怎样实现这种反映又是另一回事。
换言之，教材不是被动地反映学科研究现状，它要适合教学，注重自己的呈现方式。
所以，教材编撰既要讲科学性，还需要讲个性与特色。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争论范式，而在于坚持科学性，突出个性与特色。
在这一原则下，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该继承的传统必须坚持，该创新的地方必须勇于破旧立新。
这符合学术史之通义，同时，近代史教材的建设虽然艰巨，却可以因之变得不需要那么复杂与沉重。
[1]《光明日报》，2009-01-13。
[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5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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