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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具体阐发学术思潮“流转”
即时代变迁内在的规律。
其中，在谈到新旧学术思潮嬗变时，这样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之，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流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
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
[17]他们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耐人寻味。
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启超，在他们眼里，学术史的变迁，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浑然一体，而非决绝。
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视野。
学术有通义，治史无定法。
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史学研究既体现了古今中外知识的融通，更体现了史家个人德、才、学、识的综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研究恰恰是超时空和超范式的。
故中国传统讲辨章学术，抉微钩沉，重学术潮流，同时也重学派，如今古文经学派、乾嘉学派、国粹学派、疑古派，等等。
潮流与学派的提法体现了学术的共性或通义，既强调源流，同时又不抹杀个性，很符合学术沿革与发展的特点。
例如，晚清的今古文经之争，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其间多少事，岂是一个“范式”
所能说得清楚？中国传统观察学术发展史的视野，表面上似笼统、写意，实有深刻独到之处，有自己的合理性，尤其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综上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
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
。
过分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
与“现代化范式”
的并存与争鸣，易产生误导：除了上述将导致对新中国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
，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
而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值得注意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译者金吾伦先生，新近在《范式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应用》一文中，表达了他的困惑：“范式概念的应用，活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氛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范式转换使原来的传统产生革命，以至于抛弃了原来的传统，形成与原来传统相互冲突的新传统，新方向，这个新传统、新方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第二个问题就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
因为如果前面所说的新传统、新方向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那么就不存在不可通约性问题，前后两个马克思哲学传统肯定是可通约的。
在后一种情况下，‘范式转换’中的范式概念就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概念了。”
[18]他的此种困惑具有普遍性。
这不仅仅是缘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如库恩所说，自然科学的“科学活动”
，具有“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整体特征”
，因而“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
。
换句话说，自然科学领域新旧范式更替的发展模式，并不契合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的自身规律，因而才出现了扞格难通的尴尬。
金吾伦主张，为了避免此种尴尬的局面，应当修改库恩的范式概念，对之作重新界定，他称之为“重建范式”
。
他说：“我认为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明确表明态度，而且还需要做许多非常细致和艰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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