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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换言之，罗素所追求的所谓“合理的人生”
，早已为孔子所指明了。
1972年，梁漱溟的《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出版，为此他专门写了《旁观者清：记英国哲人罗素五十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作为本书的代序。
文中辑录了罗素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的主要观点。
他强调，当年罗素对于中国文化的许多见解，被历史证明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
[30]足见，罗素对他影响之深远。
梁漱溟也重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因为他恰好也代表了一大“路向”
。
他说：泰戈尔在西方极受欢迎，其妙处在于拿直觉的语言表达诗情，而不形之于理智的文字，故不必讲哲学，只是作诗，却感人至深。
“这样，人都从直觉上受了他的感动，将直觉提了上来，理智沉了下去”
。
“他唯一无二的只是个‘爱’；这自然恰好是西洋人的对症药。
西洋人的病苦原在生机斲丧的太不堪，而‘爱’是引逗出生机的培养生机的圣药。
西洋人的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殆垂绝，他实在有把他融合昭苏的力量”
。
泰戈尔的思想大约是受西洋生命哲学的影响，印度人原非如此，但这也并非西洋人所原有的。
“虽其形迹上与中国哲学无关联，然而我们却要说他是属于中国的，是隶属于孔家路子之下的”
。
[31]梁漱溟的征引多属牵强，无须讳言；但名哲的讲学及思想，助成其理论构建，却是应当看到的。
其二，名哲讲学由反省现代性引出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对于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建议，多与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
的诉求相通，甚至不谋而合，无形中提升了后者的影响力。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诸名哲的具体主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肯定西方文化存在弊端，而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长，故中国不应简单模仿西方，要有所选择，并在融合中西的过程中，发展新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杜威说：“中国有数千年之旧文化，今又输入欧美之新文化。
二者亟待调和，以适应于人之新环境。”
[32]“我希望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
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救济；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裨；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
[33]杜威自然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但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新派人物不免存在一味趋新、感情用事和走极端的非理性倾向。
他强调，“旧未必全非，新未必全是，东西文化，互有长短”
，只有善于“调和融会”
，才能创造出新文化。
[34]罗素也说：“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所以决计不是一味效法西方，中国人才能为他的国家或世界谋幸福。”
他尤其对于中国人民复兴民族与文化，深抱厚望：“不特中国，即是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
[35]孟禄更提醒中国的教育家，“应该把中国文化的要点——不是细节——保存；再吸收西洋文化的要点——不是细节——中国的文化，应该化合西洋文化；不应该把西洋文化去代替他。
这种化合应该因势利导，不应强行”
。
[36]从杜亚泉到梁启超、梁漱溟，“东方文化派”
的基本诉求是：欧战既已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国人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谋独立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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