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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派别，这是对的；但斥之为“反动派”
并贬称“东方文化派”
，却是表象的观察。
周策纵说：“到了‘五四’末期，以及以后，特别是1921年以后，一些学者以对东西文化以及一些西方哲学理论的研究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反对派。”
[45]这个观察才是深刻的。
他所说的“真正的反对派”
，显然就是指梁启超诸人。
后者所以能成为“真正的反对派”
，归根结底，不在于他们强调东方文化的固有价值，而在于他们“以对东西文化以及一些西方哲学理论的研究为基础”
，站立在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中的一个新的思想支点——反省现代性上；因而在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合理性。
“真正的反对派”
，不是守旧派，而是异军突起，新文化运动因之增添了新的思想活力。
[46]
“五四”
前后的名哲讲学，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人的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无疑同样也有力地促进了“真正的反对派”
即所谓“东方文化派”
的形成，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
[1]参阅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82～106页，载《历史研究》，2008（1）。
[2]名哲中的泰戈尔虽非西方学者，但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战后曾游历欧洲，对东西方文明有独立的思考与评论，为世界所关注，故并不影响他发挥此种桥梁的作用。
[3]［美］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
遗产》，李英国译，1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转引自刘克敏、程振伟：《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4）。
[4]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2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陈宝泉、陶知行、胡适编：《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0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3。
[6]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1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同上书，675页。
[8]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265页。
[9]乔峰：《生机主义》，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1923-04-25。
[10]［英］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陈启伟译，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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