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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关于新旧、中西文化“调和”
或“化合”
说，不胫而走，正反映了这一点。
尽管其具体论述仍不免于误区，但根本的诉求与名哲的共识，实不谋而合。
胡适诸人简单指斥梁启超的所谓“科学万能论”
破产和西方学人主张求益于东方，都无非是惑众的“谣言”
，或西方几个反动哲学家的牢骚而已，甚至讥讽所谓“东方文化”
根本不成概念。
现在包括胡适的老师杜威在内，名哲来华现身说法，显然令他们陷入了尴尬；而与此相反，名哲讲学却有助于提升了后者的影响力。
时正忙于著述《三民主义》的孙中山，也不忘特别提到罗素：“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
[37]枢乾1922年6月翻译罗素的《中国文化与西方》一文，刊于《学灯》。
他在按语中说：“我之所以译为中文者，就是把罗素先生的批评当作我们的镜子。
照着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见自身更明白一点。
东西文化各有特长，万不可弃我之所长而并取他人之所短。
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要产生一种新文化，并不是把我国变作欧洲，一意醉心欧化者，观罗素此论，当可猛醒。”
[38]这更是径直从中引出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省。
至于冯友兰于1923年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近来国内浪漫派的空气太盛了，一般人把人性看得太善了。
这种‘天之理想化与损道’的哲学，我以为也有他的偏见及危险”
，[39]则是反映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空前高涨。
也因是之故，陈独秀、胡适诸人对名哲反省现代性的言论，颇感不悦。
罗素的第一场讲演便引起了争论。
1920年10月14日晚，罗素在上海七团体欢迎会上有简短致辞，其中说：“顾百年以来，所以支配欧洲之基本思想，实未尽善，其中多有违反良知、倾向破坏、奖励贪得掠夺者。
诚使鄙人为中国人，必不愿移植此种不纯正之欧洲基本思想于中国，以蹈欧洲覆辙。
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价值与必要。”
[40]第二天《申报》报道说，罗素致辞提倡“保存国粹”
。
17日，《晨报》刊出罗素15日在中国公学作题为《社会改造原理》的首场讲演，其中引用了老子的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陈独秀终于忍不住了，于19日即发表《罗素与国粹》一文，提醒罗素：“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
[41]双方打起了笔战。
独秀好友、罗素的崇拜者张崧年赶紧致书《时事新报》，澄清事实，强调《申报》记者对于罗素夜宴致辞的翻译，大违原意。
[42]此事，终究是陈独秀过于敏感，说明心理上存在某种紧张。
由此，便不难理解，何以名哲讲学期间，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会盛极一时；而1923年著名的“科玄之争”
，说到底，就是强调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之争，杜威、罗素、杜里舒诸人，也恰恰都被牵涉其中，成了双方各取所需的征引对象，罗素甚至还被吴稚晖讥为耍滑头的骗子。
[43]
值得注意是，所谓“东方文化派”
一词，最早正是在1923年反省现代性思潮高涨之际，由邓中夏首先提出的。
他说：“这一股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东方文化派’。
这一派巨子，就是梁启超、梁漱溟和章行严等。”
[44]倡言反省现代性的梁启超等人，被指认是“一股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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