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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
[15]尽管唯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在其时的中国尚不明显，但事实毕竟业已证明，人类对“科学万能”
的幻想和对人文的漠视，其后果是严重的。
竺可桢曾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反省西方出现的“科学万能的观念”
，他说：“目前的困难，在于人类能假手于近代科学以驾驭环境，但却不能驾驭人类自己，这就是人类的最大危机。
这种危机在第一次欧洲大战以前已存在着”
。
欧战后人类仍不能解决此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之不能避免了”
。
因之，他强调在科学昌明之后，人类必须树立新道德标准加以规范，“不然，则人类必趋于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之一途”
。
[16]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识见是超迈了陈独秀、胡适诸人的。
[17]
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针对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因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且彼此难以沟通，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
的概念。
实际上，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两种文化”
早就存在了。
“科玄之争”
既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激起的最初反响，同时，也可看成是“两种文化”
在中国的彰显和引起的一场论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研究员认为，“科玄之争”
中双方的主将都受过西方学术思潮的熏陶，论战的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
因之“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
。
这场论战意义重大：“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后一目标未能实现。”
[18]此一见解是客观的。
作为中国科学社的董事，梁启超始终都是科学的坚定信仰者；但他较许多人更早地意识到了反省现代性的时代意义，因之他主张科学却坚决反对“唯科学主义”
的“科学万能”
论，并大声疾呼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
梁启超见解之富有前瞻性，是显而易见的。
刘钝先生认为梁启超主张的实质，在于试图为中国“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
。
所谓“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
，就是在反省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科学与人文并重、融合的文化。
这一目标在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梁启超毅然提出此一目标并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科玄之争”
，不仅表现出了可贵的求真精神与勇气，而且对于开拓时人的思维空间，阙功甚伟。
其三，“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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