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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科学意义的严整的‘文化学’，文化研究的规范才能真正确立”
。
李宗桂教授较早注意到并强调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因而，在这篇述评的结尾，我们还须依托《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8期发表的《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答〈社会科学论坛〉记者问》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发表的《“文化学”
建设与文化现代化》等文本，更为深入地了解他是如何为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鼓与呼的。
不过，与文化学研究的“学科性目标期待”
相反，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却一直陷于“现实性理论困境”
。
表现之一是“文化学从业群体的极度宽泛”
。
多年来，千军万马都在研究文化，各行各业都在谈论文化，以致有人讽刺说：“文化是个大箩筐，什么都可往里装。”
譬如，目前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区）在建设“文化大省”
或“文化强省”
，但真正有文化理论支撑、真正把文化作为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到底有多少呢？另外，全国高校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的专业研究方向，许多挂有文化之名，诸如“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
“近代中国文化思潮”
“当代法律文化”
“管理文化”
等，但其授予的学位还是原来的哲学、文学、史学之类。
表现之二是“文化学研究成果的过于贫血”
。
80年代文化研究热潮兴起以后，文化理论方面的论著出版了不少，但要么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翻译或移植，要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翻版（加上几个文化名词而已），要么是在各自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增加若干文化名词或者代之以文化名号的东西。
表现之三是“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严重滞后”
。
现行的学科专业设置是根据过去的社会需求和学科传统设立的，要么是传统基础学科，要么是现代应用学科，但处于二者之间的文化学学科却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设置，到教育部学位办公室的学科设置，再到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置，不要说一级学科的设置，甚至连类似二级学科的挂靠性设置，都没有文化学的一席之地。
文化学从业群体的极度宽泛，文化学研究成果的过于贫血，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严重滞后，显然是三面一体的，但个中关键又在于如何切实地在大学教育体制中落实文化学的学科建设。
一方面，文化研究的泛化，甚至文化研究的泛滥，不仅不会促进文化研究的开展，反而会伤害文化研究自身，因此，纯化文化研究，加强文化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十分必要，也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没有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也就难以真正科学地建设文化事业，也就难以有学科体制的设立和学科建设的成长，因此，不仅要大力提高政府决策部门的文化自觉意识，将文化学学科建设纳入体制之中，而且各级各类学校的相关领导以及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要立足长远，把文化学学科的设立当做一种社会责任，当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总之，在李宗桂教授看来，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历史地展开文化学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还是逻辑地实现文化研究的科学性问题，都与体制瓶颈的突破密不可分。
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学学科建设何其任重而道远！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拟定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之一是《中国文化概论》，袁贵仁教授、李宗桂教授、陈洪教授、杨耕教授等被聘为课题组首席专家，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著名专家，例如陈先达教授、瞿林东教授、杨国荣教授、吴晓明教授、张法教授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当代中国的文化学学科建设将因全新的《中国文化概论》的成功编撰而获得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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