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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桂教授认为，对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文化必须有一正确认识与整体把握，是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必不可少的理论要求。
原因在于，一方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谐统一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怀、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是优秀文化传统的主体内容与当代表现；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激励进取、价值导向、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思想文化在优秀文化传统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文化类型学和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思想文化作为特定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深层结构，有其独特的主体和整体结构；思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构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其他因素所不能取代的价值整合功能和行为规范作用。
要言之，以上观点是站在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论高度来把握优秀文化传统，可谓“从现代反思传统”
。
之所以要认识、把握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文化，在李宗桂教授看来，目的在于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重建人文精神，努力实现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
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显现，是该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反映；民族文化素质中的“文化”
，本质上就是“人化”
，是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是对民族文化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
和自觉奉献。
民族文化素质、民族凝聚力、人文精神对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以而且应该从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文化中去探寻。
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要言之，以上观点是站在价值系统论的理论高度来探讨当代文化建设，可谓“从传统观照现代”
。
6.为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鼓与呼
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以来，李宗桂教授已经在现代中国文化学研究先驱朱谦之、陈序经、黄文山曾经工作过的中山大学执教20多年。
无论对于时代还是个人来说，这段时期似乎都是属于文化的。
从“时代”
看，80年代文化讨论的基调是批判、否定、激进，90年代文化讨论的标识是清理、肯定、保守，新世纪文化讨论的特征是诠释、构建、理性，在这个正－反－合命题的历史进程中，从辨析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到确认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现代化，从肯定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到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业已表明复兴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个人”
看，李宗桂教授的学思历程首先是以董仲舒研究、《中国文化概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研讨，然后是以《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为标志的近代文化批判、现代新儒学研究，现在是以《当代中国文化要论》为重心的当代文化探索。
时代发展与个人经历的有机统一，足以表征一个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既倾情学术理想，又关注社会人生的心灵追求。
当然，李宗桂教授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歧路坎坷的文化讨论热潮，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评立场。
譬如，他坚信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这个时代的世界性特征，从来就不苟同“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全球文化将走向一体化”
之类“高论”
。
在《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的《人文精神建设之若干难题》一文中，他认为，目前人文精神建设存在的主要难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取向与人文取向的悖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民族文化素质现状与人文精神建设目标的距离、对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的认知差距、古今思维偏向对文化建设的损毁，其解决既须知识阶层的忘我投入，又待广大民众的价值认同，更要决策部门的科学抉择。
他还多次强调指出：文化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构相当薄弱，文化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没有受到应有重视，这是若干年来文化讨论中存在的明显不足。
早在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12月号的《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新气象》一文中，他就尖锐指出：“80年代的文化研究，其显著弱点之一，就是理论准备不足，缺少应有的规范。
……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由于这个弱点的存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文化研究，缺少应有的学术规范，其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不够明确，研究范围不够确定，研究目标比较盲目，学科界限比较模糊。”
他认为，应当“把‘文化’作为一门‘学’来建设，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文化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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