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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论层面而论，文化与哲学、文化与价值、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已有了相当成果。
许苏民的《文化哲学》[463]，司马云杰的《文化价值哲学》[464]，陈筠泉、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465]等专著，便是代表。
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文化理论的建立，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化，起了促进作用。
同时，也是对此前单纯依靠外国文化人类学理论进行文化理论架构建设和文化史研究的偏向的纠正。
第六，现代新儒学研究。
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现代新儒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海外称为“当代新儒学”
）的研究。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方克立（前南开大学教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和李锦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领导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课题组的辛勤劳动，使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地广为人知，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之一。
方、李二人领导的课题组，包括将近20所国家重点大学和研究院的人士，以中青年学者为主。
该课题组已经出版的成果有《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466]，《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二）[467]，《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468]，《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469]，以及方克立的论文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470]。
这些成果的出版，以及开展的相应的其他学术活动，沟通了海峡两岸有关的学术联系，增进了学者间的了解和友谊，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热潮中，出现了三种不同取向的研究思路。
第一种是客观持平地从学术思潮清理、学术成果发掘的角度，以学理探讨为主，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分析研究；第二种是盲目认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大势和现代新儒学思潮知之甚少，却又宣称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如何了得，并以大陆的现代新儒家自居；第三种是盲目批判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只是单纯从政治的层面进行理解，对现代新儒家的论著并不了解，仅仅凭借某种并不正确的政治直觉就发议论、下结论，甚至把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学的学者也说成是现代新儒家。
后两种研究取向和思路，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
这种情况表明，对于学术界的某些人来说，学术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而不是情绪宣泄的工具或者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还需假以时日。
第七，中国人文精神研究。
近年来，面对贪污腐化、吸毒贩毒、卖**嫖娼、抢劫欺诈之类的道德沦丧、行为失范的严峻形势，学术界强烈呼吁“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参加讨论的学者中，尽管并不都是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者，但其着眼点却汇归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现代价值方面。
迄今出版的著作有郭灿的《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471]、李锦全的《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472]，李宗桂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473]，王晓明编的讨论集《人文精神寻思录》[474]等。
至于正在进行中的关于人文精神方面的研究，为数甚多。
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九五”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指南中，就有《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已经有多间大学的学者在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有的已经有不少前期成果。
关于人文精神建设的研究，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研究对现实的反映。
它表现出两个指向，一是对于传统哲学精神的重新审视和现代开掘；二是对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提升和理性引导。
这表明，中国哲学研究在大陆社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人文精神，既然没有，何来“重建”
？还有论者认为，人文精神也要进行价值区分，今天要发扬、要建设的是“优秀的人文精神”
。
这些论断，特别是人文精神而有“优秀”
与不优秀之分的“高论”
，对于正在进行人文精神建设研究的学者，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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