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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牟二人关于中西文化差异长短的论说，植根于他们的中国文化精神价值观。
从总体上看，他们充分肯定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生命活力，在本原上没有任何不足，具有发展的无限性。
唐君毅反复申论，中国文化“其价值原白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之而不增”
[58]。
中国文化的统绪意识、内在超越精神、实践理性、融摄精神、天人合德观念等，[59]都是值得人们珍惜并发扬光大的。
这些文化精神价值观，逻辑地使中国文化成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
。
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旨趣、重心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于其道德理想的超越和人文意识的充实。
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础的“道德的理想主义”
，是人们的价值意识的来源和根据。
只有认同并躬行“道德的理想主义”
，才能提升价值意识，才能讲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
因此，“在传统的一切思想学术中，只有儒家的文化系统可以作为我们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
[60]。
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实现，必然包含人文主义的完成。
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价值观念的开发。
因此，他提出要重视三个方面的“学问”
：（1）重视道德宗教的学问，以弘扬“道统”
；（2）重视民主政治并促其实现，以继承“政统”
；（3）重视科学知识，以延续“学统”
。
显然，新儒学所宣扬的中国文化精神价值观，是以对物欲的超越为基准的。
正如牟宗三所说，以儒家“休惕恻隐”
之心为心理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
，一贯反对人心陷于物欲之中，反对“顺顶躯壳起念”
（王阳明语），反对只凭生理本能生活。
这种重视道德理性的指导作用、重视个体修养的价值观，有其合理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新儒学的文化价值观，以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为本根，充分肯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维护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有着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
在西方思潮滚滚而来的今天，在传统价值系统解体、新型价值系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新儒学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全盘西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无疑可以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
当然，新儒学把中国文化的复兴，寄托于对儒家心性之学的闲发、弘扬和“创造性转化”
，寄托于用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规整，则未免失之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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