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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不偏执于任何文化理想，灵活变通，有其好的一面。
但这种变通、不偏执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牵累，而流于圆滑虚伪。
中国社会的伪君子多，苟活者众，皆与此有关。
因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
（执著于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
“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伞。
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
[62]
牟宗三也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内圣可以，但外王不行。
这种外王不行的表现，便是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和科学理论。
儒家提倡的五伦思想，“对于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成立是不够的”
。
现代民主主张政权在民，人民可以依据制度（宪法）来限制、更替他们的元首。
依据宪法产生的元首，有时他可以专权，但他不可能专位。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绵延两千年之久，表明君是一个超越的无限体。
“须知光以道德教化的形态来限制皇帝是不够的，光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层，光是内圣的正心诚意这一层，对于君民之间真正的客观的政治关系之建立是不够的。
这即表示以前儒者所讲的外王是不够的，有推进一步的必要。”
[63]牟宗三指出，现时人文主义的含义之一，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可以充实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道德宗教、民主政治、科学知识三者，是现代人文主义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
三者的协调统一，便可开出现代新儒学所期待的“新外王”
，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
显而易见，现代新儒学的文化重构观，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
新儒学的首领们的诸多论说，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高度肯定。
这种肯定，本身便是一种价值认同。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儒学的旗手和传人们，要以“返本开新”
作为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根本途径。
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的新局面，这便是新儒学重构中国文化的价值期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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