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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船两月,苏家三人历经十一个州郡、二十六个县,于当年十二月抵达江陵。
因天气渐冷,又近年关,全家决定暂且安顿下来,等来年的春天再从陆路北上京师。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中旬,苏家抵达京师。
他们在西岗租了一座宅院,暂且安顿下来。
待京城的生活步入正轨,父子三人便着手整理这次行程中创作的诗文。
其实,中途在江陵停留时,他们就已经梳理了从眉山到江陵的行船诗文,称《南行前集》。
而从江陵到京师途中的诗文,则到京城后才开始整理,被称为《南行后集》。
这些诗文,皆为沿途所作,记录景物,也记录心情。
有些诗文广为传颂,有些诗文只有学者光顾。
但这些并不重要,苏家父子无论描写风景,抑或凭吊古迹,全凭一时心情,“得于谈笑之间”
。
三月,万物复苏。
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
主簿是辅佐知县、办理文书等事物的九品官。
两人文章震动朝野,却只落得主簿一职,未免有些失望,均辞不受。
在宋代,官吏拒绝任命是常事,小到县吏,大到宰辅,均可如此。
故而,苏轼与苏辙的行为并未引起非议。
后来,听闻仁宗皇帝将于第二年亲自主持制科选拔,苏轼与苏辙便分别找到大学士欧阳修和当朝重臣杨畋,经他们举荐,得以参加考试。
制科不同于常规举行的贡举,是由皇帝临时设置,通常不重文采,而重在政治眼光。
应试制科,必须经大臣举荐,并由六名考官先行考察后,才准予参加御试。
苏轼为这次的制科考试准备了五十篇文章,可见他在眉山丁忧期间并未闲着。
当然,文章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
文章写得好,可以入仕途,却难保仕途一帆风顺。
许多时候,情形或许刚好相反。
好文章总是关乎性情,仕途通畅则注定要压抑性情。
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是深知仕途险恶的人,但对年轻的苏轼,他无法讲得太多,他也无意干预这个大才子的成长过程。
从个人追求来说,才子苏轼想做个政治家,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和屈原、杜甫原属同一种类型,首先为天下苍生计,其次才是展示文学才华。
“致君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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