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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思想家们试图在普遍性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寻求中间路线，如拉图尔（BrunoLatour）的角色网络理论企望科学知识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保持平衡[3]；史蒂芬·科尔（StephenCole）等人企望在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4]；S．西斯芒多（SergioSismondo）企望走向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5]，等等。
纵观之，关于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大致有三种立场：第一，继续坚持普遍主义的科学知识观，如绝大多数科学家以及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不能受到社会因素的污染；第二，反对普遍主义的科学知识观，提倡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其支持者包括社会建构论者和后殖民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等；第三，希望在普遍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寻求各种中间道路，支持者队伍包括拉图尔和科尔等人。
从地方知识支持者的角度看，普遍主义的知识观难免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可能导致知识霸权和精英统治，其实质是把某个共同体在特定条件下发现的解决特定问题的特定理论当成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绝对真理，最终走向科学沙文主义或科学帝国主义。
从普遍知识的角度看，地方知识难免相对主义、社会学主义和文化决定论，拒斥人类可能共享的普遍价值以及其他民族拥有的先进思想，其实质是将本土或当地的科学知识当成最高的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最终走向科学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
本文的问题是，在普遍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是否存在可以沟通的桥梁？不仅如此，寻找这种沟通的桥梁可能导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理解科学知识。
[6]
二、超越个人知识和公共知识的各种方案及其比较
思想家们关于知识的地方性和公共性之间关系问题的探索，源远流长。
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痕迹；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爱丁堡学派以及新近的各种折中主义，都作出了值得评价的思想探索。
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就开始追问知识（或思想）中的私人性（个人性）与公共性（社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谓源远流长。
“思想是一种内在化的话语形式（aformofinternalizedspeech）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我认为，当心灵在思想的时候，其实是自己与自己在对话，在自问自答，在肯定或否定。
当做出决策的时候（不论快慢）以及疑问被解决或达成认同时，我们就称之为判断。
’”
[7]这个思想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米德（Mead，［1913］1964，146）据此提出了思想和心灵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从这个角度看，“‘思想的机制（themeismofthought）……只是一种内在的对话（iion）’……‘我们可以把人们之间的对话想象成内在的思想过程，是我们自己在争论’（1964b，358）”
[8]。
亚里斯多德就曾经区分了本地性的经验知识和超越性的普遍知识（以技术为例）。
他说，“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
。
[9]
近代西方哲学大多致力于消除理性的私人成分，例如，培根就认为，要获得正确的知识必须消除四种假象，即“种族假象”
“洞穴假象”
“市场假象”
和“剧场假象”
。
但是，纵观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基本上都是从个体或“我”
的角度出发来论证知识的合法性，只不过是对“我”
的理解不同而已。
理性主义如笛卡尔等人是从“我思”
推出包括知识在内的一切存在；而贝克莱和休谟等经验论者则是从“我的经验”
解决知识的可靠性问题。
总体而论，近代哲学大体上强调知识的个体性，用个体知识的可靠性来担保知识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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