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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论证分析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时，注意到意识到理性特别是理性运用的两种类型[10]：“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
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11]例如，“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使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
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
[12]。
黑格尔是从辩证法的高度试图解决个体知识（主观精神）和公共知识（客观精神）之间关系问题的第一人。
黑格尔的学术生涯恰逢法国大革命时期，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抽象理性、绝对自由、极端个人主义等种种恐怖行为，黑格尔指出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扬弃过程，因而必须正视并超越自我意识，摒弃主观任意性的自由和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强调伦理的国家和全体。
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部《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形成过程。”
[13]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现象学可分为三大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主观精神包括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三个环节。
在这里，黑格尔把个体知识和公共知识看成是真理自我发展的内在环节。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在于致力于寻求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以消除各种形而上学成见，其路径是构建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
卡尔纳普在《理论概念的方法论性质》中就把科学语言划分为“观察语言”
LO和“理论语言”
LT。
[14]观察语言主要描述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因而对任何理论语言都是价值中立的[15]；理论语言则可以指称不可观察的事件的方面或特点，但可还原为观察语言。
亨普尔把这个思想概括为科学语言或科学知识的“安全网”
模型，即由观察语言支撑的、其中有若干对应原则相连接的理论系统。
[16]逻辑经验主义招致了许多批判，如汉森发现了“观察渗透理论”
问题；O.纽拉特（Ottoh）发现作为这种知识观之底座的“基本命题”
，与其他命题一样并不具有免于检验的特权[17]；波普尔从归纳法难题发现可证实性标准并不能作为科学划界的尺度；特别是蒯因进一步发现了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区别本身就是某种经不起推敲的形而上学。
但我们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知识观有一个深刻的难题：经验是个人性的，而科学理论却是真理性的或超个人性的。
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进而得出“我就是我的世界”
的结论；另一方面又说，“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
[18]。
问题是，个人性的经验如何担保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或超个人性？正如所罗门所说，传统的科学理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在肯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同时，又肯定了客观性（objectivity）和普遍性（Gey）等科学知识的特质。
[19]“理性的思考被看成是可归结为人类个体的能力以及所拥有的判断力。
作为一种理性，科学理性被看作是属于科学家个人所拥有的判断力，那些被誉为推动科学进步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都具有这样的判断力。”
[20]问题是，科学家的个人能力如何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
库恩的工作在于彻底摧毁科学的普遍主义观点，论证或暗示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
在他看来，“各个学派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各派的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们都曾经是‘科学的’，而在于，如我们后文要说的，它们看待世界和运用科学的不同方式之间的不可比性”
[21]。
库恩所引发的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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