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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探索普遍性知识的社会评价机制问题。
布鲁尔则主张“必须把知识与纯粹的信念区别开来。
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语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2]。
而且，为此布鲁尔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
[23]——“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24]。
布鲁尔将他的“强纲领”
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但问题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依然是相对主义。
“强纲领”
遭到了许多批评意见。
例如，拉图尔在《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OerSo...）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然而，这种对称原则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
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
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
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再转向’。”
[25]这种“再转向”
其实就是用包括自然与社会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的角色网络理论来取代或修补“强纲领”
。
史蒂芬·科尔也试图在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寻求中间方案，他在《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中指出：“我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核心部分和研究的前沿部分。
任何学科研究的前沿部分都是由所有尚需接受共同体来加以评价的新成果组成，而核心部分则是由极少的已被共同体视为‘真空的’重要贡献构成。
对前沿部分知识评价的一致性较弱，而对核心部分的评价则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26]这就是说，科学中的核心知识是普遍性的，而前沿部分的知识则是地方性的。
综上所述，在知识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以严格意义的个人经验（或基本命题）来担保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遇到了汉森、纽拉特和蒯因等提出的种种问题；库恩以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范畴为基础否定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
的理想，直至有些后现代思想家得出了“科学不统一”
的极端结论；爱丁堡学派试图通过社会机制来解决科学知识的“认可”
问题，但遇到了相对主义的自相矛盾；各种折中主义徘徊在逻辑经验主义和各种后现代思潮之间，有待新的思想综合。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对于研究主题而言，研究方法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破解知识的地方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蒯因的思想、布鲁尔的思想、拉图尔的思想和厄尼斯特（PaulEr）等人的思想。
与维也纳学派不同的是，蒯因反对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之间的划分：“现代经验论大部分是受两个教条制约的。
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倚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
我将要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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