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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为了克服布鲁尔所倡导的“强纲领”
的不对称,拉图尔主张,对于科学知识的成功与失败,我们要同时重视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
“幸运的是,由自然和社会这两个要素构成的一维参照框架已经不可避免地失效了: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相对失误中我们已经意识到,致力于占据主体社会维度地位的各种学派对科学解释的一般结构已经没有什么创意。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在自然与社会、事物表达与人事表达之两极的哲学非对称的历史根源(Shapin和Schaffer,1985;Serrs,1987;Latour,1990b)。
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
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
(BrunoLatour,1999:281)[7]。
这种对STS发展历程的理解基本上是符合思想逻辑的。
但当时的理解尚不到位。
从当下的理解看,STS的兴起主要是科学主义与社会决定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长期规制人类的文化走向,也就是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种自然主义或客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引起了后现代思潮的抵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社会转向”
,这种“社会转向”
的思想表现就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接下来就是拉图尔的“社会学转向后的更多转向”
。
另外,从经济-社会的实际背景看,STS的兴起与“技术系统”
概念和后来的“国家创新体系”
观念有密切的关联。
[8]“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信息在人员、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流动,知识的流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
创新和开发是创新体系中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等行为者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对创新体系的理解有助于找到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关节点,有助于找到在制度和与政府政策相关的系统失灵问题。
从国家创新体系看政策就是为了寻求改进在创新体系中的行为者和制度联系的结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同化和吸收技术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9]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创新体系”
这个概念就包含了科学、技术、社会以及其他相关要素。
三、重新审视STS的研究纲领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一书中,我们曾经把STS的研究纲领定义为如下几种:建构主义的一枝独秀;思想型与实践型的双峰并立;观念、器物和价值的三足鼎立;四种理论要素的合理重建。
关于建构主义纲领:I.哈金(IanHag)确实说过:“平齐(TrevorPinch)和别克(WiebeBijker)将STS称之为‘社会建构论者’。”
[1ioSismondo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观点:“弱的社会建构主义是STS研究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使科学和技术进入到人类、社会和历史视野。”
[11]不仅如此,“STS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建构话题扩展的回应。
由于科学知识通常被看作是对自然界的简单反映,因此科学家在知识的创造过程中相对作用被低估,有关科学实在是社会建构的诉求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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