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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个人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是科学家享有高度自由的个人行为，他的研究活动既不应该受社会目的的制约，也不应该受社会利益的驱使，科学活动的基础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特称表达”
[18]；科学的普遍主义认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普适的真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它的发现者没有权利将他的科学发现窃为私人财产或用以个人牟利。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科学理论是一个规范的命题系统。
“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
[19]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一种科学理论革命或科学思想体系的嬗变，是近代科学体系向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现代科学体系的演进，这种方法论重在理论自身的发展，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为科学而科学”
，“为知识而知识”
，这种观念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拒斥价值判断，拒斥现代科学理论的经济目的，不屑于革命性理论的技术化和产业化，爱因斯坦和现代科学体系的创立者们往往持有这样的观念。
这种观念对从事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家有重大影响。
从地域上看，科学研究的英国传统具有浓厚的逻辑实证主义色彩。
当然，随着现代科技的工程化趋势和现代产业知识化趋势的兴起，持这种观念的现代科学家日益减少。
在分析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新实证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观念对保卫科学精神，捍卫科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对抗科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六、凡勃伦的“技术员苏维埃”
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凡勃伦的重要社会经历和主要学术活动大致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最初30年。
他亲眼目睹了随着工业体系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工业体系的控制权不断地从“巨头”
手里逐渐转移到技术专家手里。
第一，凡勃伦充分肯定了工业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决定性意义。
“工业专家即工程师、化学家和矿物学家等各种技术人员已在工业体系中占有责任重大位置，他们已在工业体系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因为没有他们工业体系就不能运转。”
[20]
第二，在现代的技术社会中，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的所有者逐渐成为工业体系的外行，因而丧失了部分控制权。
“对于像公司的控股者那样的技术外行来说，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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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工业体系的传统统治者如工业巨头、商人集团和公司股东等与工业体系本身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
这些资本的所有者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而工业体系本身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由于这些资本的所有者本身已“不再具有技术价值”
，“商业方法对工业的常规控制已变得效率太低和浪费太大”
。
另外，由于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利润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技术和知识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大，资本所有者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第四，既然商人对工业体系的统治已接近于最后域限，那应由谁来统治工业体系及整个现代的技术社会呢？“对于既得利益者及其遥领所有者来说，技术人员是必需的，因为若无他们便没有对工业生产的控制或筹划，而既得利益者和遥领所有者对技术人员及其工作却是不必要的，除非作为干涉和阻碍而存在。”
[22]
这就是说，应该由“知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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