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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此时的这些影片已经和过去的政治主题电影拉开了文化的界限。
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电影还在试探中。
伴随社会开放，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逐渐明显起来，特别是第五代电影引发而起的理性努力，在中国电影中开始了从对社会文化追踪到对社会文化反思的转化。
在一些地域风味突出的散文化电影中，我们已经感受到文化的成分浓郁起来，比如《城南旧事》的京华古都风味儿，《边城》的湘西地域风情等，是这些影片动人的重要因素；但它们还较多地从环境因素进行描写，从理性自觉的哲理层面上进行文化反思，还是在《黄土地》《人生》《野山》《孩子王》《黑炮事件》等类的作品中呈现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大潮的奔涌，电影界对于艺术的追求也开始出现某些松动，虽然还有一些导演固守着艺术阵地，但更多的导演采取了部分妥协的形式，在影片中掺杂了商业片的成分，比如张艺谋拍摄的《古今大战秦俑情》《有话好好说》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另外诸如以冯小刚为代表的“贺岁片”
的兴起都在昭示中国电影已经进入经济领域，已经开始注重票房价值，当然这绝不能说是坏事，尤其在外国大片的来势汹汹之下更应该考虑市场问题，但是从近几年的电影创作来看似乎有着一些倾向不容忽视：其一对票房的过分看重使影片忽略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其二对国际奖项的过分热衷导致影片往往形式高于内容；其三对电影艺术的探索方面也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
这大概也是中国电影于80年代末的**之后趋于平静甚至平淡的原因。
附录：
一、台湾电影
1894年至1945年，中国领土台湾省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电影被他们作为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1921年，台湾知识分子在台北成立了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
的“台湾文化协会”
，1923年首次从中国大陆输入《孤儿救祖记》等影片，使台湾同胞深受鼓舞。
1925年，台湾最早的制片团体“台湾映画研究会”
成立，并摄制了第一部故事片《谁之过》。
由于经济落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早期台湾电影发展缓慢，30年代主要依靠日本和少量大陆影片输入。
抗战爆发后，日本统治者为防止激发人民抗日情绪，禁止大陆影片入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日本在台的制片机构，1946年成立“台湾制片厂”
（简称“台制”
），但故事片仍由大陆输入。
1949年，国民党在台制定“反共抗俄”
的文艺方针，“中制”
“中电”
、中华教育制片厂（简称“中教”
）、“农教”
等官办电影机构循此拍摄了大量反共影片，但观众反应冷淡。
1954年，“农教”
与“台湾电影事业公司”
合并为“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影”
），并获得“美援”
，一跃成为生产故事片的主要厂家。
至1959年，“中影”
主要拍摄“反共抗俄”
的反动影片，也拍了极少数尚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家庭伦理片，如《归来》《苦女寻亲记》等。
从抗战胜利至50年代初，台湾电影多用国语，而台湾中年以上的人都不懂国语，因此有摄制“台语片”
的市场需要，民营“华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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