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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度荒年)的机会,把这十多万斤的粮食给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分了。
那时的领导还比较公正,下乡的同学都得到较多的粮食补助,记得我好像分了100多斤粮票(分数次补给),另外在学校食堂吃饭也受到补贴。
在北京粮食最困难近两年时间,只有从那个时期经过的才会懂得100多斤粮食意味着什么。
有了这个补助,困难时期我没浮肿过,还有精力在北京乱跑,不放过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和外国电影,跑旧书店,淘旧书、线装书……这时候虽然经济困难,但精神文化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前最繁荣的时期。
而且那时许多老辈的著名艺术家大都还在,他们在首都舞台上留下了最精彩的时刻。
我另有文记其盛。
书籍出版也很繁荣,就是纸张黑些(没有漂白粉)、糙些(原料大多是稻草),但书出的种类很多,价格很低,一般大学生买得起。
特别是学校不搞运动了,也没人批判“白专”
了,躺在宿舍(当时校方提倡学生躺着,说是“保存热量”
)安心看闲书也没有人管了。
同宿舍的同学如果合得来,又没有专门爱打小报告的,那么一屋子八个人,躺在**,海阔天空,胡聊八扯,谈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聊楼乾贵、李光羲(李光羲演的苏联中亚地区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唱段“卖布歌”
红遍京城),传告哪里的地方剧种又到北京调演了等,名曰精神会餐。
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前觉得最快活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我看书最杂,听戏、听音乐会、看电影、看话剧最多的时期。
第二,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定为“反动学生”
,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正常的农场,并非劳改场,但有少数“五类分子”
在这里被监督劳动)“劳动考察”
(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监督劳动。
的确很痛苦,但痛苦不在劳动,甚至不在监督,因为年轻时干活不惜力,监督不监督一个样,痛苦在于不让读书,更不让读专业书。
借口是你们上完了大学,但你们在政治上不及格(不是实在的“政治课”
,我的四门政治课都是“优”
,而是虚无缥缈的“政治思想”
),所以要在政治补课,不许看业务书,也不许想业务。
后来连马列的书、鲁迅的书也不许看了。
理由是你们老用“马列”
反毛泽东思想,所以马列的书不能读。
1965年林彪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要贯彻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
的方针,连看毛主席书也受到批判。
最可笑的是曹天予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也受到批判。
曹说,我通读毛主席的书,通过潜移默化培养对毛主席的感情,把资产阶级阶级立场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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