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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谨防储能技术的落后所带来的新能源产能过剩。
当前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水电、风电、光伏以及生物质发电装机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①，在各项清洁能源大力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产能的存储问题。
不同于传统燃煤发电，各项新能源发电对于天气情况有一定的要求，并不能在有差别的天气情况下提供相同的产能，而储能便可将天气情况良好时所产生的产能进行储存，面临突发事件或恶劣天气的时候释放产能。
储能的主要作用是平衡新能源的保障性与清洁性，所以各地将新能源发电作为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抓手时，储能的重要性不可被忽略。
如果新能源发电缺少了储能的配合，那么再多的新能源装机量与产能也难以被消纳，最终只会变成拖累经济发展的过剩资源。
第三，提防运动式“减碳”
所带来的过程要素疏漏。
为过分追求减排结果，运动式“减碳”
往往忽视了减排过程，在没有摸清当地“碳家底”
以及没有查明未来“碳余额”
的前提下，盲目开展减排工作，以至于造成了减排基础不牢。
减排过程中的责任核算、数据监测、动态调控等管理手段是打牢减排基础的重要逻辑要素。
要素的处理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的专业协作，还要依靠数字化科技实行辅助，碳源、碳汇等基础指标很难通过人为计算得出准确数据，大数据技术将为各地政府提供准确的数据与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分析。
人为要素与数字化要素相结合已成为当今的科学“减碳”
趋势，此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碳达峰、碳中和智慧监测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
）便可为各地政府提供准确的相关数据，另外，“平台”
可根据不同省市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检测与管理业务，从而在实现“双碳”
目标的道路上助力各地纠正运动式“减碳”
。
（二）从税种调节上看，建议我国启动多行业碳税征收机制，并将其列为独立税种
根据上述案例分析得出结论，运动式“减碳”
背后的动机之一是将火力发电的市场份额削弱，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竞争力。
在遵循这一逻辑的基础上，碳税是一种既合理又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
煤炭价格与税收是火力发电企业所要面临的两大成本，成本的增加将不利于火力发电行业的发展，在面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时，其竞争力将被削弱。
煤炭价格会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例如，市场需求与政策等，未来价格走势难以预测。
但碳税的征收相对稳定，对于煤炭发电企业的成本影响也更为直接。
国际上不乏以碳税为抓手成功降低碳排放的范例。
挪威是全球最早征收碳税的国家之一，其碳税征收机制覆盖了多个行业，例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除了碳排放量得到控制外，碳税的征收机制也形成了正面的经济外部效应。
挪威政府将征收碳税后的部分收益补贴给优秀的减排企业，这样一来，企业的减排积极性便被充分调动。
①考虑到碳税多项正面作用与我国目前的情况，我国也应当启动多行业的碳税征收机制。
现如今，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我国未来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与发展趋势，我国的实体与金融两领域也在共同发力，尤其是金融领域；央行正在逐步完善绿色信用贷款机制，全国碳交易市场也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开启，随后也有望进一步增强金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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