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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当前全球减排进度，除去完整的绿色信贷机制与成熟的碳交易市场外，我国也需考虑碳税体制的建设。
全球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出台了碳税政策，其中有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有哥伦比亚、智利、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此前表示，早在2002年，我国就曾与挪威在碳税方面展开课题合作。
最终两国统计局得出的结论是，征收碳税虽然会使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碳税的征收提议便被搁置。
2011年，征收碳税的提议再度被各方面讨论，但因为产业发展问题与配套设施不健全等因素，征收碳税提议再次受到搁浅。
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情况较早年间已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我国以国内生产总值正增长2.3%的成绩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经济正增长国家。
在经济发展得到巩固的同时需要再次提高碳减排意识。
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在其DICE模型中表明，降低碳排放时所产生的“碳约束”
会抑制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我国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且减排压力大的情况下，碳税机制应该再次被关注。
这其中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经济层面，碳税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发现长期的碳定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碳交易市场流动性与增强投资者参与程度的作用。
①第二，碳税可以帮助政府缓解财政压力，以较小的成本将资金再分配。
政府从传统能源产业中征收的碳税可作为政府补贴发放至绿色产业，减少政府的额外支出。
第三，碳税机制有利于提高国民碳减排意识。
理论表明，企业所承受的部分碳税成本会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转嫁给消费者，这样一来，消费者的用能成本上升，减排意识也随之增强。
②
以碳市场发展较为发达的国家作为参考，再加上目前我国的国情，碳税与碳市场交易是当下需要重点考虑的碳减排两大抓手。
而这两大抓手的特点也促使着它们要互相依靠。
一方面，碳税的优点在于机制透明，税点存在可预测的依据。
这也弥补了碳交易市场中碳价波动性大且难以预测的缺点。
另一方面，碳交易市场与碳排放量间存在直接影响关系，即碳价越高，碳排放量越低。
两者间的直接负相关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解决了碳税对碳排放量缺乏直接约束的问题。
①
碳税机制不仅需要被重新讨论，而且如果在未来被实施后还需将碳税设立为独立税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已逐渐成为现实且被民众所接受，政府为鼓励企业发展与民众消费采取了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但碳税不宜跟随减税降费的策略，因为过低的税率不但不会抑制“两高”
产业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产业利润。
因为从风险传导机制的角度考虑，较低的碳税率会降低企业的碳排放成本，进一步对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与减排的总体规划产生负面效应。
所以，碳税应当成为一项独立税种，且根据不同行业的排放程度来制定差异化的税点。
（三）从工作机制上看，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节省企业与政府的减排成本
前面提到，对传统能源企业进行断贷、抽贷是运动式“减碳”
的一种表现形式，为纠正这一行为，建议在减排执行工作上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最终以科学为基础完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减排任务。
根据我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及其团队的预测，我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将有近136万亿元的投资缺口①，对于各级政府与各行业企业而言将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尤其是对传统能源企业来说压力更大。
此前传统能源企业因技术成熟与需求稳定等特点使其业务发展平稳，在考虑到未来坏账率较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也往往愿意主动将贷款发放给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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