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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想与感觉机械对立起来，是中国文学界一个奇怪的风气。
王樽：听人说您在处事时也表现出两极，有时很果断，有时又很犹豫。
韩少功：作家习惯于看到人生的复杂性，表达总是不免犹犹豫豫，这是作家之长也是作家之短。
要投入行动的时候，过多地瞻前顾后就会赔误时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题为《词语新解》的文章，里面关于“肤浅”
是这样解释的：肤浅是大胆行动的可贵能源，因此历史常常由肤浅的人来创造，由深刻的人来理解。
如果换上你的这个话题，我可能要说：犹豫是行动的大敌，因此历史常常由不犹豫者来创造，由犹豫者来理解。
做一个快乐的人
王樽：您创作了很多小说，还有大量的随笔散文，还成功翻译了昆德拉和佩索阿，又创办过两本颇具影响的杂志。
人们说起您，不仅把您当做小说家，还作为思想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在这诸多称谓中，您最看重哪一个？
韩少功：我最想做一个快乐的人。
作家不必被写作异化，不必把写生活置于生活本身之上。
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大作家模样，一辈子就是想奔某个文学高峰，倒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比较病态。
还有的人老是惦记着历史地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特别注意，好像那些都是要进历史大事记的，把自己的日记、手稿、通信精心保存，只等着送博物馆了。
这样的作家是作茧自缚。
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我觉得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优于作家的概念。
第一是做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当作家。
王樽：在您的眼里，哪些作家最接近您所理解中的“快乐的人”
？
韩少功：如果说要有一个标杆的话，我可以提到苏东坡。
他这个人兴趣广泛，顺应自然，人生中没有太多刻意和居心。
有时他也修修水利，干一点造福于民的事。
有时他也当当官，把政治性的策论写得很认真，为此既开罪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
有时他还打坐练功，研究食谱或医术，不管做什么都像个大孩子，兴致勃勃，一派天真。
他没有什么等级观念，被贬黜海南的时候，与当地的土著交往也很愉快。
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非常好的作品，诗文倒成了副产品。
其实，就中国传统而言，首先是人，其次是文。
人文人文，“人”
是在前面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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