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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很强的，即使一些知识分子也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许多人谈到内地时总要说到“文革”
，我发现那些知识分子在别的历史时期也曾受到迫害，国民党专政政权的垮台是有历史原因的。
一些人看不到内地的进步，或者曲解内地的发展。
一些知识分子常常拿他们读到的“伤痕文学”
来推测中国内地的状况。
“伤痕文学”
成为一些人想像中国的依据。
韩少功文革”
刚结束时，中国人的牢骚也很多，怨气很大，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当时中国人思想的简单化，与长期闭关锁国和舆论一律造成的思想营养不良有关，与后来有些知识精英过于囿于自己的利益局限也有关。
现在我们既要反思在自由主义思潮背景下对“文革”
的道德化理解，也应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失误，反思从欧洲到俄国再到中国这个两百年革命大潮中意识形态的陷阱和误区，这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才能像孔子说的“不二过”
，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王尧：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思想能力把事情讲清楚。
韩少功：是的，历史总是在这样一种不完美的状态下进行的，相对来说它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但不可能有完美的状。
历史总是在不完美状态下进行
王尧：这里还涉及到知识分子和“文革”
的关系。
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有一些表达，巴老从道德的范畴来做一些忏悔。
现在有些人说巴金你为什么不讲真话，其实我觉得对巴老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太挑剔，巴金承认自己也是“文革”
发生的社会基础，这已经不容易。
当然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得更好些。
我觉得“文革”
中的知识分子与“文革”
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文革”
结束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把自己写成被迫害者，实际上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角色远不是这样单一。
所以我觉得许多回忆录、许多文章有很大的一个失误，就是知识分子往往对自己整个思想历程的转化缺少叙述。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文革”
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状态始终是与他的思想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这样一条线索。
如果讲到知识分子与“文革”
的关系可能太大了，从主流话语的生产来看，我觉得有些问题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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