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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关于“写作组”
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凭当年发表的文字来谴责余秋雨，谴责其他一些人。
从当时的一些文字来看，他们确实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
包括北大的王瑶先生，他也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出文集时，当时的一些文章没有收进去。
我是非常尊重王瑶先生的，他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而且他后来的遭遇也很值得同情。
但是北大的一些老师也为贤者讳，我不是非常赞成。
在文字背后，我觉得还有更复杂的东西，需要我们来探讨。
而且当时参与写作的人，各自的情况也不一样，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一些学者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纠缠于个人伦理道德问题。
如果现在讨论“文革”
还首先考虑伦理问题，可能会离真实的历史更远。
这里我还要提到当时开始创作的一些青年作家，不少在新时期活跃的作家在一九七二年以后开始写一些东西。
但是大多数人在编文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编进去。
刘心武他写过《班主任》，但是在更早的时候，他写过一个中篇《睁大你的眼睛》，我在选新文学大系“文革文学特辑”
时，把它选进去了。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文革”
怎么转换到“新时期”
的。
韩少功：对，知识分子是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一九七四年开始写作，写了农业学大寨，写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算是半错。
还写过不准地主分子搞破坏的时髦故事，属于全错。
现在想起来很惭愧。
当时知识界的状况很复杂。
有些人可能是真诚地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周扬与刘白羽那些前辈的恩恩怨怨当中，可能也杂有这样的因素，对别人展开阶级斗争，挖了一个陷阱，结果把自己也装进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可能有所觉悟，但是在一种政治压力之下为了自保，就向强大的权力妥协。
这也就是现在某些人追究道德动机的一些合理根据，因为违心写作确实是不道德的。
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气，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文学圈子，已经对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
这就像莫言说过的，当时要吃饭哪，想吃上饺子呀，还没有承担道义的精神境界。
有些朋友比我做得好，比如湖南已故作家莫应丰。
他很早就开始写批判“文革”
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这在当时是有杀头危险的，我和几个朋友都为他担心。
但就是这个莫应丰，当时也不是张志新，在公开场合也顺从主流话语，甚至也发表过与主流话语较为合拍的散文或者小说，但他这样做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获得必要条件做更重要事情，简直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如果有人抓住他的两副面孔，说他当时仍然勇敢得不够，没当上张志新就是罪恶，那恐怕就过于挑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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