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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和为贵”
，可能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苟且习气，也促成了一些较为特殊的冲突形态。
“和为贵”
就是不撕破情面，事事留有余地，给对方下台阶，不把话说死，不把关系闹僵，即便有冲突也是打打太极拳。
我们现在搞民主也好，搞法制也好，还遇到这种文化传统的障碍，人们不习惯于铁面无私的公开交锋，倒是习惯于暗中使绊子、做手脚。
在“文革”
中期与后期，共产党内高层其实已有一些异端，但思想斗争往往是采用一些委婉的方式、暗示的方式、话里听音的方式、阳奉阴违的方式，与西方人的风格大为不同。
我们事后来解读当时的一些文本，需要非常小心。
王尧：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
一种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作家他就是“两手”
，他公开的和私底下的姿态不同，确实是两手，他相信私底下的以后可能就变成公开的。
另外一种情况，用两种话语写作的，正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矛盾。
比如说顾准，从他跟他弟弟的通信，可以看出我们比较高度地评价他是有根据的；但是，在顾准的日记里面，他确实也是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写作的。
所以有人提出了“两个顾准”
的问题，又有人写文章反驳，认为顾准用主流话语写作，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认为不存在两个顾准的问题，他认为那用主流话语写作的是假顾准。
其实不仅是顾准，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写作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也就没有后来的转换，而转换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不同方面。
韩少功：我们当年下乡时，农村存在着一些官僚主义，一些贪污腐败和坑农伤农的现象。
我们带着一种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跑到那里去贴大字报，同当地某些党政干部发生冲突。
但当时我们没有别的思想资源，只能用主流话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比方把他们解释为“走资派”
“修正主义”
等等。
现在看来，你可以说那些话语不对，是典型的“文革”
套路，但那些话语所针对和所解释的问题却是真实的，直到现在还存在。
你当时整个地生活在这种主流话语的汪洋大海里，可能很难有别的什么解释。
这是一种话语资源上的困境。
我在《暗示》里也写道，“文革”
后期反对“四人帮”
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极左的“托派”
，有佛教或道教的信仰者，各种思想资源都不一样，但这些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共同的目标，各种话语共同的所指，就是要结束“文革”
，就是呼唤中国的改革开放。
像顾准这样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话语资源并不等同于他利用这些资源展开的思想，其文本有一个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的不同，有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
王尧：如何看待“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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