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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主流不大关注个人，关注人是借助“国”
与“家”
这样的整体性单元，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仁”
就是“二人”
，是人际相处的道理。
“君臣父子”
也是强调各自的责任，不怎么强调各自的权利。
比较而言，庄子、老子，还有魏晋以后的玄学，强调个人的超脱和自由，有点个人本位，但止于哲学和美学上的个人，在伦理与政治上是很低调、很暧昧的。
中国农耕社会里强大的家庭制度和国家制度，还有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制约到宋代以后的日趋严重，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可能都是中国文化传统远离个人主义的原因。
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个人主义闯了进来，胡适、鲁迅、闻一多等都受其影响。
当时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其实都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
国家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另一种表达，国家与个人并不矛盾，但这只是读书人的一种理想化的解释和设计。
随着救亡和革命的到来，集权手段在严酷的冲突中似乎比较有效，个人在实际运动中变得更加没有立足之地。
丁玲与王实味在延安只是闹了点温和的个人主义，就挨的挨批判，掉的掉脑袋。
王尧：到了“文革”
时期，“斗私批修”
“狠斗私字一闪念”
，个人的合法性完全取消。
“文革”
时的国家不再保护个人，反成了压迫个人的一件神物。
韩少功：西方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在中国极端化了，应该说受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与现实条件的牵引。
马克思调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
中国官方宣传从不宣传这种马克思主义，只承认前半句，叫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
王尧：回头来看，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不能不提到。
一个是关于“宏大叙事”
问题，中国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需要解构宏大叙事，对“私人写作”
和“小女人散文”
之类评价很高；还有一个是先锋派文学的问题。
这样一些问题，你作为亲历者有什么新的看法？
韩少功：中国式的“宏大叙事”
颁发了很多“历史规律”
，制造了阶级神话和国家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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