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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文学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人情味，中国文学到后来连这一点都越来越少。
柳青、李準、浩然、周立波对农业合作化的叙事，抓住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和材料，但很多结论存在疑点。
出版社想给老舍出全集，出不了，为什么？老舍后期的大量作品过于政治化，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有很多硬伤。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小女人散文”
和“私人写作”
也好，还有什么先锋文学也好，在“文革”
以后纷纷冒出来，作为对“宏大叙事”
的矫枉过正，是有积极意义的，起码促进了文学生态的平衡，使个人的视角得到恢复。
在个人视角之下也可能写出糟糕的东西，但没有个人的视角本身就糟糕，是更大的糟糕。
王尧：个人的解放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
韩少功：我在法国碰到过一次中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改革。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抱怨中国的问题很多，投机倒把啊，走私贩私啊，外汇黑市啊，套取计划物资啊。
俄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没吭声，最后感慨地说：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
当时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开局良好，个人欲望在良性区间运行，就像人体内的红血球没有超标，恢复到正常值。
物质与精神是兼顾的，利益与尊严是统一的。
“右派”
平反了，同时给他们补发工资，于是尊严与利益同时得到了。
农民分到了责任田，说话也硬气了，不需要看干部的脸色了，也是尊严与利益的好事成双。
当时有一个小说家何士光就创作了这方面的作品。
王尧：何士光写了《乡场上》。
韩少功：随着经济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压力增强，人们在利益竞争中开始面临一些新的难题。
有时候人们会突然发现，尊严与利益不能兼得，而是冲突，必须取舍。
对于很多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来说，尊严突然又变得十分奢侈了。
有时候，你要想得到利益，就得去当“三陪”
或“二奶”
，就得去长官那里低声下气，甚至得设计骗局六亲不认地“宰熟”
。
你要是不想这么做，还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你就可能赚不到钱。
这种两难大家并不愿意明说，但都在肚皮里暗暗打着官司。
这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悄悄出现的变化。
发展经济被看成“个人利益最大化”
，而“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中国的捷径甚至是投靠权力或者资本。
在批判“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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