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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我发现，没有怎么接受过正统文学理论训练的人，倒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不三不四的写法。
有一位退休老太太对我说，我的《归去来》《爸爸爸》那一类她都看不懂，也不喜欢，倒是《暗示》能让她读得开心。
我问她难不难懂，她说太容易懂了。
王尧：文体不又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文体变化表现出作家眼中世界的变化，表现出作家们知识角度和知识方式的变化。
中国的大众太大，需要多种多样的小说。
我注意到，经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流，像你这样的一部分中年作家，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似乎在重新苏醒，与八十年代作家们急于回到个人的情形构成了一个对比。
韩少功：文学有社会和政治的功能，在某些局部的、短暂的环境里特别是这样。
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一个较大的空间来看，文学的具体功利作用又非常有限。
世界上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学累积，但是世界大战要打还是打，歌德和但丁都无法阻止；专制暴君要出现还是出现，《红楼梦》也无法阻止。
烦恼、忧郁、堕落、自杀这些东西绝不会比几千年前少。
我们的文学似乎没有使人心或者人性变得更好一些。
当然，这种遗憾，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同样适用。
但是反过来说，文学的社会功能很有限，不应该成为作家们漠视社会的理由。
哪怕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若没有深远和广阔的社会关怀，“个人”
就只是一具空洞的皮囊。
关心个人，是关心社会中的个人。
海德格尔说过：冷漠相处也是一种共处，与互不相关是绝不相同的。
尼采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吧？但他若不是焦虑于社会现实，会为自己的一条领带或一次**突然在大街上发疯吗？现在很多人想当尼采，但心底里只惦记着自己的领带和**，所以一时半刻恐怕当不成。
王尧：文学家不能最终改造社会，文学家又不得不关注社会。
这好像是一个悖论。
韩少功：是一个悖论。
好的文学一定是关怀社会的文学，但好的文学不一定能改造社会，至少不可能把社会改造成文学所指向的完美。
一个石子确实能在水面激起水花，但过了一阵水面就会恢复平静。
这样说可能过于悲观，可能忽略了激起水花的意义。
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对称
王尧：你在国外有过一些访问，根据你的体会，西方的汉学界对中国的这些问题有一些什么反应？
韩少功：我了解的情况不太多。
大体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译到国外的还是比较多的，至少比理论的出口要多得多。
国外读者关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变化，一些汉学家热心地推波助澜，成为了中外文学交流的桥梁。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些汉学家很正派，也很聪明，你同他们打交道会觉得很舒服，交流一个眼色也很会心。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但也有些人热情万丈，却让你找不到什么话题，不知如何幵口。
比方说，他们把这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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