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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福克纳”
，把你们都评选为欧美文学的优秀学生，就高兴了、满意了。
另外有些人，可能真心地热爱着中国，不惜把这个细节说成是“道家”
，把那个造句说成“禅宗”
，时时都想在你身上找出什么国粹，恨不得你给他们变成一个文学兵马俑，这样他们就高兴了、满意了。
王尧：所以，东西方对话仍很困难，人家不跟我们对话。
韩少功：从晚清以来，中国关注和研究西学的，大多是中国的一流人才。
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茅盾、傅雷、萧乾、巴金等等，都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梁实秋还说过，希望每个优秀作家都来翻译一本西方著作。
我们是在焚香沐浴、五体投地、恭恭敬敬地来学习西方啊！
中国文化在西方哪有这种地位？你能想像哈贝马斯或者华勒斯坦这样的大学者来学习汉语？能想像君特·格拉斯或者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当红作家来翻译中国小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学只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支流，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就像尼泊尔学或者孟加拉学在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像西学已经在中国的知识格局里成了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是不对称的，即便看似对称了，两端也各有信号的增放或损耗。
王尧：对于弱势文化而言，国际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
国外可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体制也不一样。
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中国著名作家也是很优秀的翻译家。
谈到这个话题，我知道你翻译过威廉·毛姆、多丽丝·莱辛、雷蒙德·卡弗等人的小说，还翻译过散文集。
我想请你介绍自己翻译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况。
韩少功：翻译只是我读书的副产品。
这个作品是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的时候，一个美国作家送给我的。
后来我向几个出版社推荐过这本书，可能当时昆德拉的名气还不够大，一般的翻译者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出版社说没人愿意接手。
这样，我只好自己动手，请我的一位姐姐帮忙，她是在大学里面教英文的。
这本书在当时的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拿到我们的译稿以后，专门请示了外交部有关部门。
对方说不宜出版，担心会影响外交关系。
后来出版社变通一下，作为“内部出版”
物处理，又让我们把书中一些比较敏感的词语或段落做了些删除。
比如“共产党”
常常被改成“当局”
，文字上不那么刺眼。
攀
王尧：这叫技术处理。
翻译界和读者对这些情况并不清楚，后来有人提出一些意见，误解了你们。
韩少功：有些误译是应由译者承担责任，没有什么误解，出手匆忙也不成为理由。
但有一些是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通和妥协，译者没办法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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