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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奥勒良（公元270—275年在位）为例，他舍不得穿丝绸衣服，也不愿用黄金装饰自己的宫殿和衣着；在罗马期间，他宁愿住在萨鲁斯特（又译为撒路斯提乌斯）或图密善的花园，也不习惯待在豪华的宫殿中；奥勒良的宫廷保卫措施也远远不够，由于身边的卫兵不多，所以他在前往拜占庭的途中遇刺身亡。
就跪拜（adoratio）仪式来说，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它只出现于极其特殊的情况中。
克劳狄为了让元老们否决某项法案，在元老院向所有的元老下跪[3]；鲁古路斯有一次因反对某一件事与恺撒的意见相左，为了求得恺撒的宽恕，他不得不向恺撒下跪。
[4]在帝国早期，由于受共和传统的影响，仅仅个别元首如卡里古拉和图密善鼓励这一风习。
但随着对元首个人崇敬和谄媚之风的盛行，跪拜仪式在社会上层中比较常见。
在戴克里先时期，跪拜这一宫廷仪式变成强制性的。
一定级别的官员甚至君主家族的成员都需要对君主行跪拜之礼。
长期让人听命膜拜的行为，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君主的崇拜、敬畏心理。
古代作家和许多现代历史学家把戴克里先确立的君主制与波斯的君主专制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以东方的君主专制取代罗马的元首制。
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未免过于牵强。
我们不能否认罗马君主制受到外部的影响，但如果罗马帝国本身没有为君主制提供肥沃的土壤以及适宜的环境，东方的君主专制就无法在这里开花结果。
罗马君主制的确立，证明在东、西方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某些非常明显的共性，“从古代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向来说，无论是古代东方国家抑或希腊罗马，都最终归属于专制主义，只不过在时间上有先后，发展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5]。
图6.1四帝共治中的四帝
二、“四帝共治”
制
事实证明，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一个人根本无法治理整个罗马帝国。
戴克里先便在罗马帝国推行了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即“四帝共治”
制。
最先出现的是两人共治。
公元285年，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恺撒，次年又提拔后者为西部奥古斯都，并自任东部奥古斯都。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分别转战于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
不过，两人共治并没有解决奥古斯都的继承人问题，而且也无法减轻奥古斯都的军政负担。
公元293年，戴克里先任命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勒里乌斯为恺撒，分别充任马克西米安和自己的助手，四人共同治理帝国。
他们的大致分工是：戴克里先直接统治色雷斯、亚细亚和埃及；伽勒里乌斯治理除色雷斯之外的整个巴尔干地区；马克西米安治理意大利、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君士坦提乌斯治理高卢和不列颠。
为密切奥古斯都与恺撒的关系，伽勒里乌斯娶了戴克里先的女儿，君士坦提乌斯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
为了解决皇位继承的无序状态，戴克里先规定，奥古斯都统治满20年后，必须交卸权力，恺撒继任奥古斯都，同时任命新的恺撒，即新的继承人。
这就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明文规定的皇位继承制度。
共治君主之间等级严密。
奥古斯都对其恺撒有主导性影响。
一般来说，除非得到奥古斯都的特殊授权，恺撒不参与国事决策。
古代作家的记载表明，伽勒里乌斯采取任何措施都需得到戴克里先的同意。
例如，公元297—298年罗马取得波斯战争的胜利后，伽勒里乌斯希望进一步扩大胜利成果，在波斯设立新行省，但遭到戴克里先的反对，结果是罗马与波斯签订了和平协议。
两位恺撒虽屡次出征并攻城略地，但根据严格的规定，他们的业绩完全归功于两位父亲。
公元303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在罗马举行凯旋式时，伽勒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都没有参加。
这种森严的等级体制，引起了伽勒里乌斯的不满，他曾抱怨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和最后的级别：“在过去的15年来，我一直在伊利里库姆和多瑙河河岸奔波厮杀，长期与蛮族人斗争，而其他人则悠闲地控制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安定的区域。”
[6]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虽然级别一致，但其称号尤维乌斯和赫尔古利乌斯明显地表明，他们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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