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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31年君士坦丁的一道敕令表明，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包括行省总督在内的各级别官员普遍存在腐败行为。
[17]
第三，帝国加强对行省的司法管辖。
帝国早期的司法管理并不统一，行省的司法权由元首和元老院共同掌握。
总督依据行政长官职权，在巡回审判中主持公正。
行省总督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颁布法规，主管日常司法事务，受理叛国罪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受理牵涉到罗马人的诉讼和行省居民的争讼。
行省自治市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自由，意大利自治市的司法事务也由元老院和罗马市政官管理。
公元2世纪以来，意大利自治市出现了一系列管理混乱的现象，政府为此加强了对自治市司法事务的监督和引导。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全体自由民，意大利的司法特权消失，这也标志着地方市政官司法权力的弱化。
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由于行省的分化和行政权与军事权的分离，总督有更多的机会监管司法事务。
除了那些军事、财政领域的特殊案件，行省总督对案件都有初审的权力。
公元294年的一道敕令规定，“原则上要求总督亲自审理所有的司法案件，如果总督忙于其他事务，也仅能委托小型案件，即使委托也要由总督作出裁定，司法代理人仅仅是具体执行裁决”
[18]，这表明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通过总督对其行省辖区实施了更加严密的司法控制。
第四，帝国加强对行省的军事控制。
奥古斯都的军事体制强调和保证了意大利对行省的控制，军官和士兵大多来自意大利或西部行省的拉丁化地区。
自公元1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意大利人日益不愿从军，罗马化的行省承担了更多的军役。
军队的行省化对帝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督的重要职责是保卫本省的安全，抵御外敌和镇压内乱，总督任期的延长又为其培植和扩大势力、实现个人野心提供了良机。
例如，在公元69年的内战中，3个篡位者都是行省总督出身。
在3世纪危机期间，军队、行省、将领和总督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以至于军队在行省搞分裂割据，操纵元首废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新统治者提出了新的问题。
不过，戴克里先在行省推行的军政分权的管理模式，的确起到了强化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分裂的作用。
如果一个军事指挥官企图叛乱，他必须在行动之前与其他行政官员结成联盟，否则，很难成功。
军政分权使军队反叛的概率大为降低，“对政府的公然挑战很少，即使发生骚乱，如果政府有决心，也能轻易将其镇压。
军事统帅很少反叛，即使反叛，他们成功的机会也很少”
[19]。
图6.2塞维鲁凯旋门浮雕
在维持边境防御外敌入侵和阻止帝国内部出现离心倾向方面，戴克里先的行省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中央对行省的集权统治取得很大成效，戴克里先执政以来长达20年的稳固统治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但公元4世纪下半叶以后，帝国对行省的管理体制逐渐僵化，僵化的体制直接扼杀了地方行省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官僚体制的完善
随着君主制的建立，相对复杂和更加集权的官僚机构出现了。
这一时期的官僚机构直接铲除了共和残余，所有与共和制有联系的官职都成了荣誉称号。
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君主手里和以君主为首的官僚机构之中。
官僚机构成明显的金字塔状，自上而下依次是君主、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代理和行省总督。
君主身边有庞大的官僚队伍。
地位仅次于君主的近卫军长官，拥有军权、司法权、财政权和总理一切行政事务的管理大权。
每个奥古斯都和恺撒之下都设有近卫军长官，埃斯克勒比杜图斯（Asclepiodotus）就是君士坦提乌斯的近卫军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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