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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设立的监管城市财政事务的财务专使（curatoresreipublicae），后来成为常设官职。
元首设立的督察使（corrector）也变成了意大利各个行政和司法辖区的正规人员。
在公元3世纪，帝国收回了意大利和行省自治市大部分的立法权，逐渐剥夺了它们的管理职能，财务专使和督察使把帝国各地降低到同样依附的地位。
为保护城市下层民众免受执法官或豪强们的欺压，公元4世纪中叶帝国设立护民官（defensor）。
它后来逐渐成为握有财政权、警察权以及部分司法权的城市最高官员。
等级的增加和官僚机构的完善，使城市官员的数量日益增多。
据记载，在帝国后期，安条克至少有1500名常驻官员，为总督、东部伯爵和军事长官服务。
甚至中等城市提姆加德（Timgad）也至少有70人任职。
[92]总体来说，“罗马城市日益失去活力，原来保有的自治权也大都名存实亡，它的财政、行政、官员选举等，往往操纵在各省总督之手。
城市不再具有罗马‘光荣传统’的象征了”
[93]。
城市已经成为一个仅仅具有财政和社会阶级意义的行会集团。
枯竭的城市财政和名存实亡的自治权进一步恶化了市议员的境况。
无论是对帝国还是城市来说，市议员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力量。
他们不仅负责自治市的管理，而且保证中央政府的税收征集。
戴克里先税制改革后，国家动用士兵或国家代理人统一征收赋税，但进行财产调查和征集直接税的工作仍由市议员承担。
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市议员不得不以自己的财产为担保，如果他们的征税达不到规定数额，其财产将被充公。
帝国晚期的税负加重，但社会上层享有赋税和差役豁免权。
当时，大地产主、高级官吏和军队将领都被列入元老这个世袭的特权阶层，享有赋税豁免权。
另外，犹太人、教士、行会成员、医生、学者、士兵和行政人员也享有程度不同的豁免权。
这样一来，有纳税义务的人越来越少，纳税人身上的税负越来越重。
不少人因躲避税负而选择逃亡，市议员往往为了补足税款而破产。
这是因为，市议员如果逃避义务，或凑不足税款，就要坐牢，甚至要被处死。
当然，市议员等级内部的分化也很显著。
随着官僚机构的完善和职务的增多，更多的市议员上层成为国家官员，而市议员的下层却是每况愈下。
市议员的身份成为一种负担，帝国政府有时甚至把它作为一种处罚手段，把犯有过失的官吏贬为市议员。
公元4世纪的利巴努斯（Libanius）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市议员的状况，说他们如何在睡梦中或吃饭时被叫去，去收实物税或维修道路或运送粮食，如有差错，就会受到惩罚。
因此利巴努斯把市议员比作奴隶，说他们由于不堪其苦，宁愿抛弃家业逃走，以换取自由。
[94]市议员的人数在日益减少，为改变这一状况，帝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进行干预，《狄奥多西法典》收录了几乎200条有关市议员的法令。
[95]据统计，从公元337年到4世纪中叶，帝国针对市议员逃避任职的问题，出台了诸多法律条文，但涉及东部的仅有2条。
这说明，在帝国西部，市议员逃亡的情形更为严峻。
为此，帝国政府严格限制对派差和公职豁免权的授予。
例如，至公元3世纪晚期，竞技比赛中的获胜者还能享有派差豁免权，但由于经常出现贿赂和舞弊行为，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规定，“特权仅仅授予那些一直参与比赛，而且至少获胜3次的运动员，其中一次是在罗马或希腊获得的，同时获胜者要保证没有行贿受贿行为”
[96]。
帝国政府适当放宽对市议员等级的资格审查。
例如，作为安条克市议会的成员，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坚决反对朱里阿努斯制定的有关市议员的政策，“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朱里阿努斯不公正地让一些人加入市议会，成为城市元老，而这些人或是外籍人，或是由于出身和特权的关系，他们本可以不加入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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