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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
[41]
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还包括了大量的演说词。
据学者统计，演说词占全书内容的近四分之一，特别是在前三卷，演说词几乎占了三分之二[42]。
对于演说词，修昔底德也明确提出自己的处理原则：“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
[43]由此可见，修昔底德较希罗多德更进一步对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及其局限作了区分，并把对史料的批判提升到方法论的层面，确立了史料批判原则。
因此，修昔底德在史学求真方面一直是古代史家的典范，近代实证主义史家更是将其视为批判的、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家的先驱。
修昔底德撰史致力于叙述人的历史，在他那里，宗教神灵是没有地位的。
如果说希罗多德在叙述和分析一些历史事件时，还相信天命神意的作用，修昔底德在《伯战史》中则将神严格排除出历史之外，较彻底地斩断了神人之间的联系。
他引用伯里克利的话：“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44]《伯战史》虽然记载了尊奉神灵之事，但那是反映当时人们的行为。
修昔底德自己分析和解释历史事实，则断然地将神灵的作用排除在外。
修昔底德叙史中也提到地震、水灾、月食等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或多或少对人事有影响。
例如，优俾亚的奥罗比伊、佩巴里修斯等地发生大水灾，对城市造成重大破坏。
修昔底德从自然界本身寻找水灾发生的原因，认为水灾是地震引起的，并解释了地震引起水灾的原因[45]。
对于把自然现象作为占卜或预言吉凶的做法，修氏作了无情的抨击。
在修氏看来，自然现象虽然对人事有一定的影响，但那只是一种外在物的影响，与人事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修昔底德虽然将神灵排斥出人类历史之外，但又承认的确有另一种“命运”
的力量会干预人事。
不过，《伯战史》中的“命运”
（tyche）是一种超乎人力预见和控制的客观力量，和神的意志无关。
它通常表现为偶然、幸运等人力无法预料的事件，往往与人的智慧（Intelligence）、谋算（Cal）、预见力（Fht）相对立。
命运的影响经常干扰人们理性的判断，并使事件的发展与人们的计划相背离[46]。
虽然，修昔底德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47]。
总的来说，《伯战史》中的命运只是修昔底德对那些他认为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偶然事件的解释。
《伯战史》记载伯里克利的话说：“当事物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常常归咎于我们的命运。”
[48]修昔底德的命运说进一步体现出了天（自然）与人相分的趋势。
修昔底德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49]。
《伯战史》中“人性”
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
作为历史学家，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50]。
修昔底德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叙述了爱皮丹努斯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
希腊人一般认为，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则认为，这些事件只是战争的表面原因。
斯巴达最终决定对雅典宣战，其原因不是为了帮助盟友，而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
[51]，这实际上表现了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和被沦为弱者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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