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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对古希腊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扩大了历史学的记述范围和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色诺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哲学、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其著作成为后人研究古希腊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拉西第梦的政制》是一部记述斯巴达政治制度的专著，涵盖了斯巴达人的政治、军事、法律、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内容，是研究古代斯巴达社会历史的重要原始材料。
与其他希腊古典史家相比，色诺芬更为重视城邦和奴隶主家庭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这两部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主张[61]。
《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古典经济学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讨论了管理好家产的方法；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操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并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设为一门专门学问。
《雅典的收入》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针对战后雅典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增加财政收入，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等问题。
色诺芬在以上两部经济专著中，最早使用了“经济”
一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古代城邦奴隶主经济理论，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对于研究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毫无疑问，色诺芬是希腊古典后期成绩最为卓著的历史学家，因而在古代色诺芬就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列为古希腊三大史家。
不过，正如近代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色诺芬无论在治史态度上还是在取得的史学成就上，都难以与其前辈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比[62]。
有论者指出，色诺芬虽然“多才多艺，但不是像修昔底德那样的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他有才华横溢的撰述风格，但他并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引人入胜”
，因此，“色诺芬不能算作第一流历史家”
。
《希腊史》是“色诺芬雄心最大、下功夫最多的一部书……打算把这部书写成修昔底德历史著作的续篇”
，但是，“这部书远远不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准确和公平两方面都有缺陷，而且笔调沉重”
[63]。
的确，色诺芬缺乏对历史变化和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因而无法像修昔底德那样对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他也缺乏修昔底德那种科学的批判态度和求真精神，他虔诚地相信神谶、梦兆和预言，经常把史事的发展变化视为神的干预和神意安排的结果。
在史料取舍方面，色诺芬不仅没有像两位前辈史家那样进行认真批判审核，而且往往表现出以个人的政治好恶来选择史料和评判史实的不良倾向。
由于色诺芬自身政治立场的关系，《希腊史》一书明显地反映出袒护斯巴达的倾向，有意回避一些对斯巴达不利的史事，甚至对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底比斯对斯巴达的重大军事胜利等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体现出随意剪裁史事、歪曲历史真相的不良情况。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公元前5世纪晚期修辞学的兴起以及希腊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虚假粉饰之风的滥觞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虚夸之风在史学领域里的表现。
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古希腊城邦危机的不断加深而继续发展。
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为君王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与史学求真精神相悖的不良治史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三、希腊化时代的史家
希腊化时代的史家和史学的变化在希腊化时代，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希腊化的进展，史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史学记述范围的扩展。
亚历山大的东征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史学记述的地理范围也随之扩展。
例如，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希腊人对印度知之甚少，只听过一些传闻，而没有实际调查。
而在希腊化时代，伊奥尼亚人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利用出使北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之便，撰写了一部4卷本的《印度志》，描述了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风俗人情和社会历史等，书中首次记载了婆罗门教，并提及了印度种姓制度。
有论者认为，该书对希腊化世界的影响犹如后世马可波罗的游记对当时欧洲的影响[64]。
另外，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此后开启的希腊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希腊与东方亚非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在希腊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一些东方国家里也出现了用希腊语写成的本国史著，包括著名的埃及祭司曼涅托所撰的埃及通史《埃及史》和巴比伦人柏洛萨斯（Berossus）撰写的3卷本的古巴比伦通史《迦勒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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