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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等级的团结也因此得到加强。
在土地问题上，农民却不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团结一致。
众多农民缺少土地，不少人认识到他们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
然而，陈情书中极少有敢于要求僧侣出让财产的。
它们一般只限于提出用僧侣财产的收入还清国家债务，弥补财政亏空。
在大多数人看来，私有财产，甚至一个等级的财产是不能触犯的。
农民认为，能够租用土地已经足够了。
陈情书在土地经营问题上的态度则大胆得多，其中许多提出了分割大农庄的要求。
所以，从1789年封建权利被废除后，农民便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分裂。
大地产经营者的利益与小农和无产者的利益互不相容。
前者力图创立技术先进的农业，为市场而生产，后者则满足于生活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中。
在对待旧制度的改革尝试（圈地、谷物贸易自由）以及农村公社和经营方式问题上，农民也陷于分裂。
从1789年起，有地农民开始意识到无地农民对其利益所构成的威胁。
诺尔地区的某些陈情书早已要求建立按纳税额决定选举权的制度，以便把非纳税者和接受救济者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
它们认为这是“防止省议会过分嘈杂纷乱的唯一手段”
。
固然必须首先废除封建制度，但有地农民此时已经开始为保持其社会权威而忧虑了。
法国农民之间后来发生的对立是从旧制度末期开始萌生的。
他们只是在反对特权者，仇恨贵族方面保持一致。
大革命废除了封建捐税、什一税和特权以后，有地农民便转而主张恢复秩序。
至于土地，大革命通过出售国有产业使小土地所有者大为增加，同时也保持了大地产和大型经营方式及其一切社会后果。
旧制度末期的农民结构本身已预示出大革命在土地成果方面的温和性质，用乔治·勒费弗尔的话说，这“像是资产阶级与乡村民主之间的一种妥协”
。
4.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危机
从1720年起出现的经济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显出放慢的迹象。
一些省份大型贸易和粮食生产的发展速度减慢，一般毛织品、棉麻织品、小型冶金等大众产品工业的增长达到了极限。
流行病的蔓延与经济发展放慢的现象竞相出现。
封建主义的社会组织基础本身显然与此有关。
的确，以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现在因国内市场不足而受到阻碍：农民群众太穷困了。
这种状况本身与各地区之间由物质（尽管修筑了道路，交通工具仍然不足）和人为（商品流通税的负担）造成的严重隔绝也有直接关系。
同时，对农民劳动的横征暴敛也是原因之一：领主的反动加重了领主捐税，地租的份额与数额随着不断增加的租地要求猛涨，此外还有其他各种税收。
然而，同以往一样，这些征缴的绝大部分并未用于农业投资，而是在奢侈性（豪华用品）或非生产性（官僚机构、军队、宫廷）的开支中被挥霍浪费掉了。
这样，农民中潜在的积蓄大部分被吸干，剩下的少部分也被用于土地投资了。
农业的进步得不到任何资助，农业技术停滞不前。
此外，人口增长对于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框架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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