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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消失、赋税放松和国内相对和平使人口一度大量增长。
这促使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旧结构变得脆弱了。
1760年以后，流浪现象有新的发展。
在里昂地区，游民中短工和小农的比例很大。
这种现象的增加与农民中社会差别的扩大紧密相关，同时也和土地遗产集中与分割的双重变动分不开。
人口增长加剧了这一变动，并且引起地租上涨。
由于工业增长缓慢，它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这并非是因为缺乏销售市场，而是因为缺乏资本——可使用的资本。
然而，资产阶级大搞国家财政交易（这种交易因王家金库亏空而膨胀），并且模仿贵族阶级购置地产。
这些活动占用了它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
因此，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生存无任何保障。
由于缺少收入转让制度，救济事业仍很不发达；1786年贸易条约引起英国制成品大量流入；1788年的坏收成和1788—1789年的严寒冬天。
所有这些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灾难，也许比1709—1710年的程度要轻，但是，此时正值经济结构的危机，新思想正在四处传播，国家镇压工具也陷于危机。
这些情况是路易十四王朝时期，即便是末期也未曾有过的。
再者，17世纪以后人们的心态已发生了变化。
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尤其在大城市和贸易活跃的农村地区，1720—1770年间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初等教育的发展使他们开始不大遵从教会的道德箴言（1760年后避孕开始出现，虔诚读物减少），并不安于逆来顺受了。
在许多农村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农民与领主间的敌对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往往是无足轻重的）。
农民与僧侣之间的敌对甚至也出现了，只是较少些。
三级会议的咨询活动开始后，人们感到幸福有可能得到，前途充满希望，同时也越发不能忍受经济情势方面的危机了。
Ⅲ.资产阶级的哲学
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改变，意识形态同时也在变化。
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应该从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中去寻找。
笛卡儿曾指出用科学驾驭自然的可能性。
作为他的继承者，18世纪的哲学家公开地阐明了一个新秩序的原则。
哲学运动与17世纪教会、国家的专横和禁欲思想背道而驰。
它深刻影响了法国思想界，唤醒并激发了批判精神，同时提供了新的观念。
无论在科学、信仰和道德方面还是在政治与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启蒙思想都以理性原则取代了官方与传统的原则。
德·朗贝尔夫人（1647—1733年）说过：“研究哲学就是使理性恢复其全部尊严和权利，就是把一切事物与它们本身的原则联系起来，并摆脱舆论与权威的桎梏。”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兼收并蓄”
条目作了这样的解释：“兼收并蓄者作为哲学家，他打碎偏见、传统、古法、普遍认可和权威，即一切束缚群众精神的东西。
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最明确的普遍原则。
他对任何事物的承认都必须经过感觉和理性的证实。”
伏尔泰在1765年写道：“真正的哲学家，他们开垦荒地，促进耕犁和居民数量增加，他们使穷人有事做，能致富，他们鼓励婚姻，安抚孤儿，对必要的捐税毫无怨言，并力图使耕作者有条件愉快地缴纳，他们对人无所求，而是鞠躬尽瘁，为其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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