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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起草委员会报告人强调指出：建立这样一种以纳税为标准的选举制度必然会在“消极公民”
中引起竞争，使他们一心争取发财致富，以便成为“积极公民”
，然后再成为“选举人”
（这已经是基佐提出的“发财吧”
的论调了）。
这时候，国民制宪议会中主张民主的反对派，尤其是格雷古瓦修土和罗伯斯庇尔对此表示了抗议，然而并无效果。
1789年10月22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制宪议会上宣称：“一切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担任各级代表，没有比这更符合你们的人权宣言了。
在人权宣言面前，任何特权、差别和例外都应该消除。
宪法规定主权在民，在人民的每个成员。
因此每个人均有权协助制定那些约束自己的法律，也有权参加管理公共事务亦即自己的事务。
不如此，人人权利平等，每人都是公民的原则便没有真正实现。”
民主派的报刊更加激烈。
卢斯塔洛在《巴黎的革命》第17期中强烈抨击新生的金钱贵族，指责其法律如此荒谬，以至连让-雅克·卢梭也会被排除在国民代表之外。
马拉在1789年11月18日的《人民之友报》中指出，选举制度会给人民各阶层带来有害后果。
他号召人民进行反抗：“这样，与直接税额成正比的代表制把帝国交到了富人手里。
而一向被控制、压迫和奴役的穷人，他们的命运永远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改善。
这里，钱财对法律的影响无疑得到了触目的证实。
但是，只有当人民甘愿服从时法律才能具有权威。
如果说人民已经砸碎了贵族的枷锁，那么它也必将砸碎阔佬们的枷锁。”
卡米耶·德穆兰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他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第3期上写道：“在首都，反对银马克规定的呼声是一致的。
不久在外省也会出现一致的呼声。
这项规定使法国建立起特权政府，这是那些恶劣公民在国民制宪议会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若想让人们体会这一法律的荒谬程度，只需指出：让-雅克·卢梭、高乃依、马布里这样的人如果在世也没有被选举资格……你们时常重复的“积极公民”
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积极公民应是攻陷巴士底狱的人，是开拓土地的人。
而僧侣和宫廷中的游手好闲之辈，尽管他们有大片领地，他们却只像福音书中写的那棵树一样，是一些不结果实的植物，只配被付之一炬。”
Ⅱ.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最重视的东西是自由，各种形式的自由。
在人权宣言中，平等与自由被结合在一起。
这主要是在原则上肯定降低贵族阶级地位和废除特权，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意愿。
况且，这里只涉及到身份平等。
自由首先被理解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然而要在基于纳税额的限制之下。
在摆脱了桎梏的经济活动中也实现了自由。
个人的自由同时表现在自由地创造、生产、寻求利润和任意使用利润等方面。
1791年的自由派宪法建立在“自由放任”
的理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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