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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服叛乱，从1793年8月9日到10月9日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围攻。
10月12日，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决定夷平该城市：“所有富人住宅均得摧毁，只留下穷人的房屋及被杀害或被流放的爱国者的住宅；……这些保留下来的房屋群今后应取名为‘解放市’。”
起初库通只让人们拆毁贝勒库尔广场上的几所房子。
但11月7日来到里昂的科洛·代布瓦和富歇却组织了大规模镇压。
审判过于宽大的原人民司法委员会被一个革命委员会所取代。
1667人被判死刑。
执行死刑时用断头机来不及，还辅以步枪排射和机枪扫射。
恐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往往也由于当时的形势而带上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国民公会特派员没有无套裤汉群众和雅各宾派骨干分子的支持就不能立足。
许多特派员都以组织全国总动员为主要使命，他们坚决贯彻各项于国防和国内安全必不可少的措施。
担任其他特派员也通过向富人征税、组织革命军、创设工场和济贫院等措施，使他们的革命行动带上显著的社会意义——伊佐雷和夏斯勒在诺尔省、圣茹斯特和勒巴在阿尔萨斯省、富歇在涅夫勒省……都是这样做的。
共和二年雾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和勒巴下令向斯特拉斯堡的富人征税900万锂，其中200万用于满足贫民爱国者的需要。
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汇报圣茹斯特执行任务的情况时指出：“你们看，他为穷人的生计搞垮了富人。
这种做法唤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
贵族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大恐怖在经济上也有鲜明表现。
在巴黎，市府主要通过建立面包定量供应卡制度控制了食物的分配，同时授权各区反囤积专员进行挨户搜查，并采取镇压措施迫使人们尊重限价法。
1793年9月9日决定成立、10月初组建起来的革命军各分遣队，穿梭巡回于巴黎周围各产粮区，农民们纷纷交出粮食。
然而政府仍拒绝向巴黎各区的压力作出让步，坚持现行的反囤积立法。
1793年10月23日，巴黎各区要求国民公会建立一个选自贫穷公民的惩治囤积者特别陪审团，这一行动没有成功。
在外省，最高限价法的贯彻需要更严厉的手段，大恐怖通过威慑提供了这种手段。
纯经济的动机不构成死罪。
大部分城市都仿照巴黎建立起面包的定量供应制度，往往还发展到把面包坊收归市有。
配给制度必须以正常的供应为前提，因此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10月22日倡导成立物资委员会，以协调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
该委员会拥有极广泛的权力，可以支配生产、贸易和运输。
救国委员会由此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
它的代理人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所拥有的强制力使它得以将统制经济制度强加给工商业者。
正当恐怖统治在救国委员会日益严格的控制下逐渐正规化的时候，救国委员会还不得不去应付一种新形式的人民运动。
这场运动，差点儿夺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也险些动摇了革命政府的根基。
2.非基督教化运动和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根源，既应当到1790年以来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面中去探寻，也应当到民众心态的某些特征中去探寻。
从1790年起，反抗派教士就站到贵族一边。
到1792年，连宪政派教士也受到许多革命派的怀疑。
除了那些表示过拥护人民运动的神甫（如雅克·鲁），大部分宪政派教士仍然保持着君主主义倾向，为8月10日事件，尤其为国王的断头而痛心疾首。
这一情况在1793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作为温和派的宪政派教士很自然地倾向于吉伦特派和联邦主义。
由此，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敌意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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