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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后来归国的流亡者恢复旧制度社交传统的时候，一度受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投机商占据了社会的首要地位。
由此，旧统治阶级和那些在指券、国有财产和军需供应品投机中发财致富的人相互融合，开始形成新资产阶级。
这是一个极为混杂的群体，走红的女演员（如拉孔塔）在其中起的作用甚大。
许多厌倦道德的国民公会议员不是被人收买，便是随波逐流。
蒂博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这样，共和派中出现了不少变节分子。
其中有些是向王权主义让步，有些则纯粹是卖身投靠。”
时髦女郎和浪**公子，这些为数很少的富人和二流子厚颜无耻的骄奢**逸和怪诞风气激怒了坚持传统风尚的广大民众，也引起少数仍然忠于共和理想的政治家的不满。
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和少数人的奢侈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明了这场反动的社会性质。
进入冬季后，饥荒日益严重，贫富更加悬殊，人民的愤怒情绪更趋强烈。
5.宗教的反动和对旺代叛乱者的大赦
宗教的反动也促进了反革命潮流的发展。
共和二年第2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18日）法令实际上确立了政教分离。
这一天，康邦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促使国民公会废除了有关宪政派教士的财政预算。
由此，《教士法》被含蓄地废除，国家也完全世俗化了。
惩治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仍然有效，教堂照旧关闭着。
但随着反动的加强，许多法国人怀念往日的宗教仪式，教徒们终于提出了开放教堂的要求。
过于理智化的公民崇拜现在已经失去任何爱国民主特征，再也不能激起无套裤汉的热情了。
宪政派教士渐渐恢复了宗教活动。
雪月1日（1794年12月21日），卢瓦尔-歇尔省主教格雷古瓦要求完全的信仰自由。
然而反抗派教士（在诺尔省绰号叫作“手提箱神甫”
）只能秘密地做“瞎弥撒”
。
共和三年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根据拉若内的绥靖协议，旺代叛乱者获得了信仰自由。
自此，信仰自由再不会遇到障碍了。
风月3日（1795年2月21日），根据布瓦西·当格拉的报告，国民公会准许教士和教徒在他们自己的建筑物里做礼拜。
政教分离得到进一步确认，各教堂被用来每旬做一次礼拜。
礼拜仍然是个人的事，任何教士，只要向自由平等宣过誓（至少按1792年8月14日的誓词，俗称“小宣誓”
），都可以做礼拜。
但敲钟、穿教士服和接受公众津贴仍然被严格禁止。
宪政派教士的宗教活动立刻在格雷古瓦（他出版过《宗教年鉴》）的指导下重新开展起来。
参加过“小宣誓”
的天主教教士出版了《宗教、政治和文学年鉴》。
反抗派教士的秘密礼拜愈闹愈凶，同宪政派教士发生了许多冲突。
1795年3月17日，马莱·迪庞写道：“国民公会重新造就了天主教徒，也就重新造就了王党分子……没有一个教士不向教徒表达他依恋王政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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