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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剧或取材于古代（《卡依于斯·格拉絮斯》，1792年；《蒂莫莱翁》，1791年），或取材于民族历史（《查理九世》，1789年；《让·卡拉》，1791年），但都洋溢着革命精神，影射时政。
然而，除了过时的形式外，这些丰富的应时剧无一能流传后世。
一些与革命运动直接有关联的新形式应运而生。
文学艺术为斗争服务，它通过报章杂志和议会及俱乐部的讲坛表现出来。
然而这些新形式同历史的关系比文学更为紧密。
如夏托布里昂所说，政治雄辩是“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过程中无需培养就能自动发展起来”
。
确实，雄辩是革命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雄辩受到启蒙哲学的培育，有时很抽象，充满了对古代的回忆；有时不免富于夸张，而通常又是热烈和燃烧着**的。
米拉波到1791年4月2日去世前始终以他那运用自如的力量、他那强壮的体魄和刚劲的丑陋统治着制宪议会的讲坛。
他《关于14捐税》和反对破产的演说（1789年9月24日），以及他对控告者的回答（1790年5月22日）一直堪称佳作。
韦尼奥的雄辩更加优美、流畅，这位吉伦特派的雄辩家喜欢大段发挥和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并乐意使用普通的修辞手法，如重复，譬喻，回顾希腊、罗马等。
丹东以即兴演说著称，他不太考虑演讲艺术和篇章结构。
他的风格类似米拉波（人们给他的外号是“平民的米拉波”
）。
罗伯斯庇尔的雄辩尽管常常缺少自发性（他总是预先精心准备他的演说），但他却以逻辑性强和原则的坚定性，以及热烈而有节制的**使人信服。
圣茹斯特的雄辩术更为有力，他的文体有时更为艰涩，充满了经过精心推敲的句子（如“把自由变得冷酷无情”
）。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政治雄辩的学院气变得较重，渐渐失去了光彩。
到了执政府专制时期，雄辩之风告终。
由于新闻自由，政治新闻业从1789年起得到了巨大发展。
1792年以后实际上对报刊有所限制，但仍然阻挡不了其发展趋势。
旧制度时期以文学为特色的刊物（《法兰西报》是周刊；《信使》为月刊）由新闻报刊所取代。
它们无疑是革命时期真正的文学形式。
保王派的报纸被迅速淘汰。
里瓦罗尔为之撰稿的《全国政治报》从1790年起停刊；《使徒行传》于1791年10月停刊；鲁瓦尤神甫的《国王之友》于1792年5月停刊。
从1789年起，爱国者的报刊在政治和文学上占据统治地位。
它们主要是：埃利泽·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马拉的《巴黎政论家报》（从第6期开始改为《人民之友报》）以及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
此外还有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邮报》（1789—1791年）、孔多塞为之撰稿的《巴黎编年史报》（1789—1793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报》（1789—1793年）以及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5—8月出版的《宪法捍卫者报》。
共和二年霜月（1793年12月），卡米耶·德穆兰创办了后来只出过7期的《老科尔得利报》。
在这些政治新闻报刊上可以看到革命雄辩的特点，如对主义执著追求，激烈地论战，比较讲究修辞，引述古代历史。
《老科尔得利报》的第3期仿佛就是塔西佗文章的改写。
平民新闻的主要代表是马拉的报纸以及1790年11月由埃贝尔创办的《迪歇纳老爹报》。
埃贝尔是一位满腔热情、富于想象的优秀记者。
他文体色彩浓艳，努力反映人民的愿望并成为其代言人。
热月政变后，报刊从整体上看是反雅各宾的和保王的。
以上这些大量的政治报刊能保留下来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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