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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有3份：创办于共和二年花月的《哲学、文学与政治旬报》；潘库克的《民族报》（又名《世界导报》），它创刊于1789年11月24日，至1803年改为官方报纸；《辩论与法令报》，它的第1期出版于1789年8月29日，其后来的历史相当悠久。
如果说大革命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可否认地受到一些制约，那么在艺术领域里却出现了能够满足伟大时代和广大公众要求的表现形式。
在绘画、音乐、国家节日庆典的布置图和壮丽场面等方面，大革命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
这些艺术不是以引起少数玩赏家的兴趣，而是以激发团结一致的人民的革命热情为目的的。
经常有人指责大革命破坏了文物。
如果说确实有许多文物遭到破坏，那么历届革命议会为保护国家艺术遗产所作的努力却是始终如一的。
在制宪议会时期，文物委员会曾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考察和审定一切值得保护的文物。
在国民公会时期，公共教育委员会和临时艺术委员会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1791年5月26日，制宪议会责成卢浮宫汇集一切科学和艺术杰作。
共和二年雪月27日（1794年1月16日），国民公会决定这一艺术宝库由4个部分（绘画、雕塑、建筑、古代文物）组成的博物馆加以保管。
亚历山大·勒努瓦尔把大量艺术珍品，尤其是因民众憎恨王政而摧毁的圣德尼修道院[2]里的雕像，集中到小奥古斯坦修道院。
共和二年果月15日（1794年9月1日），国民公会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法国文物博物馆。
1793年的美术作品展览说明上写道：“庄严朴素的共和派也许感到惊奇，为什么在欧洲联盟包围自由之土的时刻，我们仍然致力于艺术……我们决不同意这句名谚：战火之下无艺术。
我们很愿意重提一件往事：在被围困的罗德斯城中，普罗托热纳[3]专心描绘着一幅杰作。”
在最危急的时刻，这短短几行字表明了整个革命时期鼓舞着大多数艺术家的精神力量。
艺术不能脱离争取自由的总斗争。
1793年3月19日，在向国民公会赠送一幅表现米歇尔·勒佩勒蒂·埃因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而被刺杀的油画时，达维德宣告：
“我们每人都应以大自然赋予的才华为祖国尽责。
尽管形式不同，但大家的目标必须是一致的。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竭尽全力用一切手段启发同胞，不断向他们呈现英雄主义和德行的最崇高表现。
公民们，上天把财富赠给了他所有的孩子，他要求我用绘画的手段表达我的灵魂和思想。”
达维德（1748—1825年）作为画家和共和国节日的组织安排者统治着革命艺术。
遵循温凯尔曼的教导（他出版于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在1766—1793年曾3次被译成法语），达维德转向仿古。
他在描绘只能感觉得到的颜色和掌握易于理解的形式上达到了高超的技艺。
达维德同法国18世纪的艺术传统决裂。
他首先以古代的系列作品出名：《贺拉斯三兄弟宣誓》（1784年）于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中重新和《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布鲁图斯》（1789年）一起展出。
此外还有《萨宾妇女》（1799年）以及完成于1800年至1804年的《列奥尼达斯》。
达维德一度曾放弃描摹古代形象，让他的艺术为革命服务。
他勾画了《网球场誓约》的草图（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绘制了国家节日庆典的许多布置图，创作了《自由的殉道士勒佩勒蒂埃》和《马拉之死》。
在画中，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上盖了一幅被单，胸膛被刺穿，为国殉难。
画面上可以看到马拉**的上身和流血的伤口，缠着白色马德拉斯布的脑袋垂在肩上，嘴角仿佛发出了痛苦的微笑，在下垂着地的手里还紧握着他用来写作的笔。
地上是凶手的匕首……这幅动人的名画悬饰在国民公会大厅。
它颂扬公民的高尚品德，唤醒代表们警惕救国事业所处的危险。
从达维德的古代画到他的革命画，其统一性来自高尚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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